定居蘇州的時候，楊絳開始念中學，進的是蘇州振華女校，正好十六歲，由於她長得小巧，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
那時北伐戰爭正在進行，學生運動很多，常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遊行搞宣傳，拿一隻板凳，站在上面向過路群眾演講，呼籲革命。楊絳也被推選去搞宣傳，這次她不想參加。原因很簡單，不是楊絳落後，而在於「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學校有規定，只要說是「家裡不贊成」，把責任推給家裡，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楊絳周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裡不贊成」。
楊蔭杭一口拒絕，他還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
楊絳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
楊蔭杭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由你。」
楊蔭杭特地向楊絳講了他自己的經歷：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紳士聯名登報擁戴歡迎。他的屬下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楊蔭杭即使不願也只好作罷了。可是他卻說「名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楊蔭杭就是這樣被別人認為「不通世故」。
說完自己的故事後，楊蔭杭對楊絳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 to say no!你敢嗎？」
「敢！」楊絳苦著臉說。
第二天，楊絳到學校也不說什麼，只堅持「我不贊成，我不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事實證明，楊絳的「豈有此理」變成了「很有道理」。因為女同學上街演講，確有心懷鬼胎的軍人對她們非禮。由此可見，楊絳對政治的不感興趣，由來已久。
楊蔭杭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柔，不宜過分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同學個個短壽，都是因為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楊絳說，他班上有個同學每門課都是一百分，「他是個低能！」
楊絳是個聰穎機靈的女孩子，在中學時功課不錯，但考試很少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親的嘲笑。
楊蔭杭的教育理念來自孔夫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有時他教楊絳什麼「合口呼」、「撮口呼」之類，但從不強求她學他的一套。楊絳高中時還不會辨平仄聲。楊蔭杭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楊絳果然四聲都能分辨了，父親晚上踱過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麼聲。楊絳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錯了，也高興而笑。
楊蔭杭這樣順其自然的育人辦法，楊絳培養了廣泛的興趣和深厚的素養。楊絳從小喜歡文學，如果她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本書放在她的桌上，有時他得爬扶梯到書櫥頂層去拿；如果她長期不讀，那部書就會不見了——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她買的書多半是詞章小說，這些都是楊絳的最愛。
楊絳就讀的蘇州振華女校的校長是畢生從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與楊絳同學的有後來成為著名的社會學家的費孝通教授，楊、費兩人不僅中學同學，在東吳大學、清華大學研究院也是同學，交情篤深。晚年，費孝通因病住院，楊絳前去看望。在旁的醫生，聽說他們倆的這段同學情緣，驚嘆說：「有緣，有緣。」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壇佳話。
一九九八年，楊絳發表了一篇題為《「看」章太炎先生談掌故》的散文，談的是她在蘇州上中學的一段經歷：
「大約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級的暑假期間，我校教務長王佩諍先生辦了一個『平旦學社』，每星期邀請名人講學。對章太炎先生談掌故一事，至今記憶猶新。
「王佩諍先生事先吩咐我說：『季康，你做記錄啊。』我以為做記錄就是做筆記。聽大學者講學，當然得做筆記，我一口答應。
「會場是蘇州青年會大禮堂。會場已座無虛席，沿牆和座間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擠擠坐滿了人。我看見一處人頭稍稀，正待擠去，忽有辦事人員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談他的掌故。我沒想到做記錄要上台，有點膽怯，尤其是遲到了不好意思。我上台坐在記錄席上，章太炎先生詫異地看了我一眼，又繼續講他的掌故。我看見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硯台，有一疊毛邊紙，一支毛筆。
「章太炎先生談掌故，不知是什麼時候，也不知談的是何人何事。別說他那一口杭州官話我聽不懂，即使他說的是我家鄉話，我也一句不懂。掌故豈是人人能懂的！國文課上老師講課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聽，就夠我學習的了。上課不好好聽講，倒趕來聽章太炎先生談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該說是無識學子的勢利眼吧。
「我拿起筆又放下。聽不懂，怎麼記？坐在記錄席上不會記，怎麼辦？假裝著亂寫吧，交卷時怎麼交代？況且亂寫寫也得寫得很快才像。冒充張天師畫符吧，我又從沒畫過符。連連地畫圈圈、豎杠杠，難免給台下人識破。罷了，還是老老實實吧。我放下筆，乾脆不記，且悉心聽講。
「我專心一意地聽，還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睜著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談——使勁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講的話都看到眼裡，這樣把他的掌故記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細，也許可說，全場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個子小小的，穿一件半舊的藕色綢長衫，狹長臉兒。臉色蒼白，戴一副老式眼鏡，據說一個人的全神注視會使對方發癢，大概我的全神注視使他臉上痒痒了。他一面講，一面頻頻轉臉看我。我當時十五六歲，少女打扮，梳一條又粗又短的辮子，穿件淡湖色紗衫，白夏布長褲，白鞋白襪。這麼一個十足的中學生，高高地坐在記錄席上，獃獃地一字不記，確是個怪東西。
「可是我只能那麼傻坐著，假裝聽講。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當然能看見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針氈，卻只能安詳地坐著不動。1小時足有10小時長。好不容易掌故談完，辦事人員來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別走，還有個招待會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還是客人，趁主人們忙著斟茶待客，我『夾著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蘇州報上登載一則新聞，說章太炎先生談掌故，有個女孩子上台記錄，卻一字沒記。
「我出的洋相上了報，同學都知道了。開學後，國文班上大家把我出醜的事當笑談。我的國文老師馬先生點著我說：『楊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裝樣兒寫寫嗎？』我只好服笨。裝樣兒寫寫我又沒演習過，敢在台上嘗試嗎！好在報上只說我一字未記，沒說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原是去聽講的，沒想到我卻是高高地坐在講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談掌故。」
楊絳的中學生活，就是這樣無憂無慮地度過的，沐浴著父母的關愛，她漸漸地長大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