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傳主楊絳的故鄉在江蘇無錫。江南名城無錫，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來，這裡風景如畫，人文薈萃，英才輩出。
楊氏家族世居無錫，在當地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用楊絳本人的話說，就是「寒素人家」 ，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無外乎書生、窮官，但都秉性正直，酷愛讀書。
楊絳的父親，名叫楊蔭杭（1878～1945年），字補塘，又名虎頭，筆名老圃。楊絳在晚年曾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約，撰寫過《回憶我的父親》。文中所記作者父親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識分子為了中國的富強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種司法獨立、不畏強權的包公（當年也被稱為「瘋騎士」）的形象，令人過目難忘。
楊蔭杭於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即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前身），儘管他學習十分努力，但尚未畢業，便被學校除名。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對這件事，楊絳在文中談了她所知道的經過：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在北洋公學上學時，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鬧風潮就一起開除。一伙人面面相覷，都默不作聲。鬧風潮不過是為了伙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被開除，風潮就此平息。
這時是一八九七年，可見楊蔭杭從年輕時就形成了剛正耿介的性格。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學，也是一所公費學校，由巨賈聞人盛宣懷創辦。過了兩年，南洋公學遴選六名學生赴日留學，楊蔭杭亦名列其中。
楊蔭杭他們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學生，初到日本，語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設的日華學校補習語言。沒多久，楊蔭杭進入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學習。一九○○年春，他和留日學生一起組建勵志會。同年下半年，作為會員的楊蔭杭與楊廷棟、雷奮等一起創辦了《譯書彙編》，這是當時留日學生自辦的第一份雜誌，專事譯載歐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諸如法國學者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和盧梭的《民約論》，英國學者穆勒的《自由原論》等書，這些作品譯筆流麗典雅，對推動青年思想的進步影響很大，因而在海內外學生中，享有威望。
一九○一年夏，楊蔭杭利用暑假回家鄉探親的機會，在家鄉無錫「聚集同志，創設了勵志學會。他們借講授新知識之機，宣傳排滿革命」 ，據說這一組織是當時江蘇省最早的革命小團體。
一九○二年，楊蔭杭從日本早稻田大學本科畢業。回國後，他和雷奮、楊廷棟一起被派往北京譯書館從事編譯工作。譯書館前身是「北京同文館」。滄海桑田，現在保存下來的《名學教科書》就是楊蔭杭在那裡編譯的（一九○三年再版）。近人孫寶恂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記里曾提到過這部書：「觀《名學》，無錫楊蔭杭述。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一九○三年，譯書館因經費支絀而停辦，楊蔭杭因此回到家鄉，和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在無錫又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那時，楊蔭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會的事情之外，還在上海兼職，任《時事新報》、《蘇報》、《大陸月刊》的編輯及撰稿人，並在中國公學、澄衷學校、務本女校等校授課。
由於楊蔭杭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觸犯了頑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並遭到追捕。據楊絳回憶說：聽說他暑假回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革命，又拒絕對祠堂里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義大利欽差許珏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藉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國留學。這樣，楊蔭杭又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他先再次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科（該校本科不授學位），一九○七年七月，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學士學位而畢業。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楊蔭杭在美國就讀的是賓夕法尼亞大學。
楊蔭杭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而楊絳只是在偶然的機會發現過一張她父親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九○九至一九一○年的註冊證。倒是後來錢鍾書告訴她：
「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ercial Code of Japan）。」
在楊絳的印象中，她父親歸國途中遊歷了歐洲其他各國，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故而她問錢鍾書：
「你怎麼會知道？」
錢鍾書回答說：
「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裡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
對此，楊絳曾經專門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李又安教授回信，書一點也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她還為楊絳複製了封面幾頁和一篇盧易士教授寫的序文。根據那張註冊證，盧易士是當時的法學院院長。
楊蔭杭的《日本商法》全書三百一十九頁，於他離校以後的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採用的歐洲大陸系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令楊絳最感親切的是盧易士先生形容他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緻的說法；而細讀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確切地表達出來。」這可能是用很客氣的話，說楊蔭杭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由此楊絳猜想，她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因為北伐勝利後，她經常聽到楊蔭杭對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楊絳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楊蔭杭曾和她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她不大懂，聽完都忘了，只覺得她父親傾向於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楊蔭杭和她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
楊絳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她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只憑抽象的了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制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