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民們想方設法適應這突然來臨的放逐生涯的同時，鼠疫已使城門旁有了守衛，使前來奧蘭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來，連一輛車子也沒進過城。從封城那天開始，汽車彷彿都在原地打轉。從林陰大道高處俯瞰，港口也呈現出一片異常景色：在整個海岸線上這裡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現在喧鬧繁華一下子銷聲匿跡。幾艘接受檢疫的船還泊在那裡，但在碼頭上，閑著的大吊車，車斗斜傾在一邊的翻斗車，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這一切都說明貿易也被鼠疫奪走了生命。
儘管眼前有著這一幅幅不尋常的景象，可是看來我們城裡的人還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大家都感到恐懼，或是感到別離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沒有一個人真正承認疫病的來臨。對大部分人說來，他們主要感到的還是習慣遭到破壞，利益受到損害。他們感到惱火、生氣，但不能光用這樣的情緒來對抗鼠疫。他們首先的反應便是責怪當局。報刊反映了群眾的批評（《究竟能不能考慮放寬一些目前採取的措施呢？》），省長的答覆卻相當出人意料：迄今為止，報紙和朗斯多克情報資料局還沒有收到過官方送來的有關疫病的統計數字，現在省長卻逐日把數字送給該局，並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眾對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應的。因為公布在發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計有三百零二人死亡，這樣的消息並未引起公眾的猜想。首先，這三百零二個人可能並非都死於鼠疫；其次，城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通常情況下每周死亡的人數是多少。本城居民總數是二十萬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雖然這一類精確數字具有明顯的意義，然而平時從來也沒有人去過問。可以說，公眾缺乏比較的依據。要等日子久了，發現死亡人數有所增加，公眾方始意識到事實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數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達三百四十五人。數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說服力了，但力量還不夠強，仍不足以改變市民們的看法，他們在一片愁雲密布之下，依然認為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終究是不會拖得太長的。
他們照舊在街上來來往往，或在咖啡館的露天座上閑坐。一般說來，他們還稱不上懦夫，談笑風生的時刻多於唉聲嘆氣，對這顯然是暫時的不便仍能笑臉相迎。因此城市的體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幾乎就在下面還要談及的祈禱周里，更為嚴重的新情況使城市的面貌起了變化。首先，省長對車輛往來和糧食供應採取了一些措施：糧食受到限制，汽油實行配給，甚至還規定節約用電。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過陸運和空運運人奧蘭。這一來市內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幾乎完全停止交通，賣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營業，另一些商店的櫥窗里出現了「無貨」的字牌，而購貨者則在店門口排著長隊。
奧蘭呈現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時刻也一樣，因為商店和某些辦事處關了門，閑著沒事幹的人群擠滿了街頭和咖啡館。暫時他們還不是失業者，只能說是放了假。下午三點，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奧蘭簡直給人以一種節日中的城市的虛假形象：停止了交通，關上了店門，以便讓群眾性的慶祝活動得以開展，市民擁上街頭共享節日的歡樂。
不用說，電影院是不會放過這種公共假日的，它們趁機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輪流放映已經中斷，因此經過兩周的放映後，各電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換影片，又過了一段時期，電影院終於只得將同樣的幾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們的收人卻也不見減少。
最後再來談談咖啡館的情況。在一座葡萄酒和燒酒貿易居於首位的城市中，這類商品的庫存總是可觀的，因此咖啡館倒是能滿足顧客的需求的。說實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館貼出了「醇酒具有殺菌效能」的廣告，群眾本來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傳染病的作用，這一來輿論就表示對此堅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兩點，街頭上到處可見相當數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漢，樂觀的言論也到處可聞。
但所有這些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顯得異乎尋常，又出現得突如其來，因此很難說這是正常和會持久的現象。最後，個人情緒還是在大家的頭腦中佔據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後兩天，里厄醫生從醫院出來遇見科塔爾，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說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說：「不錯，我身體完全好了。醫生，請告訴我，這該死的鼠疫，嗯！嚴重起來了吧？」
醫生承認情況確是如此，而科塔爾卻以一種異常輕鬆的口吻發表意見：「現在它沒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將被它搞得亂七八糟。」
他們兩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爾講到他區甲的一個食品雜貨店大老闆囤積居奇，以圖厚利。當人家來送他去醫院時，發現床底下藏著罐頭食品。「他死在醫院裡，鼠疫是不會給錢的。」科塔爾有著一肚子這種真真假假的有關鼠疫的傳聞。譬如有人說在市中心區，一天早上，一個帶有鼠疫癥狀的男子在高燒中精神錯亂，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個女人撲去，把她緊緊摟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爾用一種同他語氣不相容的和悅的語調說道，「我們大家都將發瘋，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約瑟夫·格朗終於向里厄醫生傾吐了他的秘密。他見到放在書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過頭來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說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療養。「在某種意義上說，」格朗說道，「這還是運氣。」醫生回答說這的確是運氣，只要她的病能好起來。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說。
自從里厄第一次認識格朗以來，他還是第一次話說得那麼多。儘管他說話時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幾乎總是能找到適當的字眼，好像他對當時要講的話，早已思考過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結婚，對象是鄰居家的一個貧窮的年輕姑娘。他就是為了結婚才輟學就業的。讓娜和他都從未到他們那個區以外的地方去過。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讓娜的父母看見那位沉默寡言、舉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點好笑。她父親是個鐵路工人，休息時間常常見他坐在靠窗的角落裡，一雙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視著街景。她母親則終日忙於家務。讓娜幫著她。她身材長得那麼纖細，使格朗每次見她過馬路時總是要為她擔上幾分心：所有車輛一到她面前都成了龐然大物。有一天兩人在賣聖誕節禮物的店鋪面前走過，她朝著櫥窗里陳列的東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後一仰靠住他說：「太美了廣他緊握著她的手腕。這樣他們就訂了終身。
往後的事，照格朗說，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樣：他們結了婚，還有點相愛，兩人都工作，工作一忙，愛情也就淡了。由於辦公室主任食言，讓娜也只得工作了。讀者讀到這裡，應該用些想像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話。勞累的工作助長他隨波逐流、得過且過的思想，他越來越少說話，他也沒有能夠繼續滿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愛。一個忙於工作的人，生活在貧窮中，前途逐漸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無言，在這樣的環境中哪裡還談得上愛情？讓娜也許已感到痛苦了，但當時她忍著沒離開他；人們長期飲著苦酒而不自知的情況也是有的。這樣一年一年地過去，到後來，她走了。當然她不是一個人走的。「我愛過你，但現在我厭倦了……我並不因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並不一定為了幸福才找新的開端。」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現在輪到約瑟夫·格朗開始難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開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話那樣，但他卻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經常地想著她。他本來想寫一封信給她為自己辯解。「但是，」他說，「這有困難。對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們相愛時，我們無需說什麼話就彼此了解。然而雙方的愛情不是永久不變的，有一個時期，我本來可以找些話來留住她，但我沒有做到。」格朗用一塊方格子的手絹擤鼻涕，再擦擦他的鬍髭。里厄瞧著他。
「醫生，」格朗老頭說，「請原諒，但是我怎麼說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說話，說了使我感到激動。」
顯然，格朗離關心鼠疫還有十萬八千里。
晚上，里厄發了一份電報給他的妻子，告訴她說，城已封了，他身體健康，要她繼續當心自己的身體，他惦念著她。
封城後過了三個星期，里厄從醫院裡出來的時候，看到一位年輕人在等他。
那人說：「我想您認識我吧。」
里厄覺得好像曾見到過他，但思索著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發生前，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況而來討教過你，」那人說，「我叫雷蒙·朗貝爾。」
「啊，對了！現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說。
對方顯得有些煩躁，他說他來不是為了這件事，他是來請里厄醫生幫忙的。
他接著說：「原諒我的冒昧，但是在這城中我沒有熟識的人，我們報館的通訊員不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