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時起，鼠疫可說已與我們人人有關了。在此以前，儘管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憂慮，但每個人都能夠各就各位照常辦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樣子這種情況一定會持續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閉，他們就發覺大家、包括作者在內，都是一鍋煮，只有想法適應這種環境。情況就是這樣，一種與心上人離別那樣的個人感情就在開始幾個星期中一變而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還夾雜著一種恐怖之感，這就成了這種長期流放的生活所帶來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是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有些母子、有些夫婦和情侶在幾天前分手時還只作了暫時離別的打算，他們在車站的月台上說了兩三句叮嚀的話後擁抱道別，滿懷著人類愚蠢的信心，以為過幾天、或至多過幾個星期肯定又能見面，親人的別離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是突然一下子，他們發現自己已陷於遠離親人、無依無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絕境。因為在省府禁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實際上封城已經開始，而且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在考慮之列。我們可以說，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結果是迫使市民們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在法令實施那天的頭幾個鐘頭里，要求解決問題的人群擁向省府，有的打電話，有的親自去向官員們申訴情況。情況都同樣地值得關心，但又都同樣地不可能考慮。說真的，需要經過許多天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是處在毫無協商餘地的情況中。「通融」、「照顧」、「破格」等詞都已失去了意義。
甚至連通信這樣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許可。因為一方面，城市與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聯繫已全部斷絕；另一方面當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傳帶病菌。開始時還有些幸運者向城門把關的守衛人員說情，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把信件傳遞了出去。這還是在正式宣布發生鼠疫後的開始幾天，那時守衛人員被同情心所打動也是自然的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這些守衛充分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不肯再承擔這種誰也無法估量其後果的責任。最初還允許同別的城市用長途電話通訊，但結果公用電話處擁擠得水泄不通，所有線路全部忙得不可開交，以致有幾天全部停止通話。而後又嚴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諸如死亡、出生和結婚等所謂緊急情況下才可通話。剩下的唯一途徑是電報。向來以心靈、感情和肉體聯繫著的親人和情侶，現在只能從一封用大寫字母書寫的十來個字的電報里去重溫舊夢。然而由於事實上電報中所能運用的字眼很快被用盡了，人們長時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槍的情緒只能匆促簡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換的幾句現成的套語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們中間還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繼續寫信，不斷想出些辦法，希望能與外界保持聯繫，但到頭來終於是一場空。我們所設想的辦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誰也無法判斷，因為沒有收到對方的迴音。一連幾星期之久，我們只能重複地寫同樣的信，發出同樣的呼籲，這樣過了一陣，原先出自肺腑的心聲都變成空洞的字眼。我們還是機械地重複同樣的內容，試圖通過這些毫無生氣的字句來表示我們艱難的生活。這番固執而又毫無結果的獨白，這種和牆壁進行的枯燥對話，結果看來還不及電報的規格化的用語頂用。
又過了幾天，人們終於清楚地看到沒有人能出得了城，於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作前出去的人回來。省政府經過幾天的考慮後同意了這個要求，但是規定口來的人不論什麼理由都不得再次離城。只能進，不能出。這一來，也有些家庭——但為數不多——一心只想與親人相見，不經慎重考慮就草率地作出決定去請他們利用這個時機回來。然而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地明白過來，他們這樣做無異把親人驅人虎口，於是寧願忍受別離之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只出現過一個例子，說明人的感情勝過了對慘死的恐懼。但出乎人們意料，這次事例並不涉及一對狂熱的愛情凌駕痛苦之上的情侶，而是發生在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爾太太是在發現鼠疫前幾天到鄰城去的。他們的家庭也並不是值得人們學習的模範家庭，作者甚至敢說直到如今，還不能肯定這對夫婦對於他們的結合是否感到滿意。但是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隔離使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彼此分處兩地無法生活，而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一點，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況是一樁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離別顯然要持續到鼠疫被撲滅為止。就我們大家而言，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過，奧蘭人的感情是簡單的）現在卻已改變了面貌。平時最放心對方的丈夫或情人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認在愛情問題上輕浮風流的男子也變得忠貞不渝起來。平時對住在一起的母親不加關心的兒子發覺如今腦際經常索繞著母親面上的一道皺紋，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憂思和懊悔。這種無情的、徹底的、前途茫茫的分離把我們推人了心煩意亂的境地，使我們成天魂夢索繞於那離別不久卻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籌莫展。我們實際上受到的痛苦是雙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像在外面的親人、兒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換一種環境，我們這些市民會在尋歡作樂、忙忙碌碌之中去尋找排遣。但是此時此刻，鼠疫卻使他們無事可做，只好在這陰沉沉的城市裡兜來轉去，日復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喪的回憶中，因為當他們漫無目的地在這小城中闊步時，走來走去總是那麼幾條街道，而且大部分還是前一時期同現已不在身邊的親人一齊走過的街道。
這樣，鼠疫給市民們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流放之感。作者在這裡可以肯定他所寫的東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為這是作者同許多市民在同一時間中的共同感受。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有時候我們讓自己陶醉於幻想境界，設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親人回來的門鈴聲或樓梯上熟悉的腳步聲，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車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時乘傍晚快車來的旅客應該到家的時刻，趕回家中等候親人。當然，這些遊戲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車不通的時刻總是會到來，這時我們明白，我們同親人的兩地分離註定要持續下去，而且我們必須設法安排自己的一切來度過這段時光。總之，從此我們重又陷入被囚禁狀態，我們只有懷念過去。即使我們中有幾個人寄希望於未來，但當他們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終所受到的創傷，他們也就很快地、儘力放棄了這種奢望。
特別是，全體市民很快就剋制住以前養成的推算他們還要分離多久的習慣，即使在公開場合也是如此。這是為什麼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觀的人把這一分離的時間推斷為六個月，於是他們對這一段時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準備，鼓足勇氣接受考驗，井竭盡全力來熬過這漫長而痛苦的歲月；可是當他們偶爾遇到一個朋友，或見到報上一則消息，或者頭腦中閃過某種臆測，再不然便是突然變得有遠見起來，這時他們就意識到沒有理由不相信疫病會持續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過一年。
這時他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這麼突然，以致使他們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來。因此他們強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來，或者可以說強制自己一直垂著腦袋過日子。但是這種小心謹慎、迴避痛苦和高掛免戰牌的做法效果當然不大，他hJ竭力避免這種絕對不希望發生的精神崩潰，結果連把鼠疫暫且置於腦後、幻想日後與親人團聚的情景——這種幻想，總的說來，是常有的——也給衝掉了。他們陷身於峰頂與深淵的中間，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裡過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遺棄在沒有定向的日子裡和毫無結果的回憶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靈，除非甘願生根於痛苦的境地，否則便無立足之地。
他們體驗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慘遭遇，那就是生存於無益的回憶之中。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留戀著過去，而感覺到的不過是惆悵。他們真想把同現在所盼望著的親人以前在一起時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補進過去的回憶中去。同時，在他們的囚禁生活中，腦海里無時無刻不印上在外地親人的影兒，即使在比較愉快的情況下也如此，因為他們當時的實際處境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對眼前他們感到心焦，對過去他們感到憎恨，對未來他們感到絕望。他們活像受到人世間的法律制裁或仇恨報復而度著鐵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這種難以忍受的空虛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讓火車在幻想中通車，讓時光在幻想中充滿響個不停的門鈴聲——然而這門鈴卻頑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說這是一種流放，那麼大多數的情況是放逐在自己家中。雖然作者比較熟悉的是一般群眾的流放生涯，卻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記者朗貝爾這樣一些人的處境。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關在城裡的，他們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