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來自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大衛·坡，也就是七面鍾女王大街的小艾弗森先生的完整故事，這天早上並未水落石出。我估計這件事沒人知道。也許大衛·坡的天性是耿直的，可是生活教會了他偽裝。
「一個名字有多重要，希爾德先生？現在時間可不等人，我們就不要糾結細節了。我口袋裡有一份文件——」
「可你就是坡，對吧？你是埃德加的父親？」
「這兩個身份我都無法否認。真的，看到那孩子之後，我敢說天下沒有比我更驕傲的父親了。不是我自誇，而是——」
「坡先生，」我打斷他，「就算瑪麗·安一路暢通，我們也至少還有幾個小時可以聊聊。我想我們先專註於你的故事吧，反正也沒別的事可干。」
「可那份文件非常重要。」
「那份文件可以等。我對你的好奇心等不了了。」
我坐在門板旁邊抽著煙，從沒覺得雪茄這麼香。從我腳下緩緩傳出大衛·坡洪亮且吸引人的聲音——時而愛爾蘭腔，時而美國腔，時而倫敦腔；時而低語，時而激昂。通過他的這番自白，加上之後我自己的觀察以及他人的評論，我差不多描繪出了一幅他的畫像，雖然算不上詳盡。毫無疑問，他是個放縱而惡毒的人，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可我們誰都不是一種材料做成的，所以跟大家一樣，他也是一塊一塊拼起來的，有些部分跟他的鄰居們毫無二致，有些則大相徑庭。
是的，他殘忍，放蕩，常常喝得爛醉。我認為他是個殺人犯，雖然他聲稱在亨利·弗蘭特一案中他完全是自衛，這項辯詞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可約翰遜夫人的死他歸咎於意外，這個我就很難相信了。
還有一點我覺得也不大可能，那就是大衛·坡和卡斯沃爾沒打算殺我們。坡告訴我說那副棺材僅僅是用來把我從七面鍾那邊運出來，送到這裡來給卡斯沃爾先生審問的。我覺得棺材還有更多用途。要在隔壁濟貧院的私人墓地里塞進一兩副棺材實在太容易了，那個教堂司事就是坡的人。考慮到那個地方的實際情況，用不了多久就能挖好一個墓穴，就算塞兩副棺材進去也看不出來。
我說跑題了。我開始說人是用什麼材料做的，意思是說坡其實是可以成為一個挺好的夥伴的。他是個很多樣的人，周遊過世界，見過這個世界的瘋狂和愚蠢。我把他關進地窖的時候他也有很好的理由來討好我。
他的故事簡單來說就是這樣的：年輕的時候他父親逼著他去學法律，可是沒成功，他成了個演員。後來他跟英國演員阿諾德小姐結了婚，生下埃德加和另兩個孩子。唉，演員的生活總是不穩定的，有無數的誘惑。他跟我說，他年輕時經常跟經理和評論家吵架，而且經常酗酒，喝得爛醉。賺的那點錢完全不夠他自己揮霍的，根本就沒盡到丈夫的義務。
「而且，作為演員，我也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好。我不是舞台上最耀眼的，先生，我的戲劇天分更適合生活的大舞台。」
家裡的新生兒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最後，這個年輕人再也承受不了了。那時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紐約，一次一個僅有幾面之緣的熟人在酒館裡提議說可以幫他在一艘開往開普敦 的輪船上找個鋪位。那人還告訴他開普敦那裡太缺乏娛樂了，任何一個稱職的演員到了那裡都能賺得盆滿缽滿。不過時間緊迫，船就要離港了。據坡自己說，他隨便寫了一封簡訊向妻子解釋了離開的原因，並把她託付給了一位朋友。
「哎呀！我太輕信了，我的信其實根本就沒送到。可憐的伊麗莎白幾個月之後就離開了人世，死的時候都不知道我是生是死，留下我可憐的孩子任由陌生人處置。」
大衛·坡的不幸才剛剛開始。他準備一路以工代票坐到開普敦的這艘船掛的是英國國旗——那時我們兩國還沒開戰——他的美國國籍註定了他的毀滅。這艘船被一艘私掠船劫持到了法國的勒阿弗爾港，坡先生沒說他是怎麼在那裡度過六個月的，只說到一八一二年的夏天，他來到了倫敦。
「我知道，希爾德先生，像你這樣敏感的人肯定能想像出後來我輾轉得知親愛的妻子已經死去的時候有多悲痛。我的第一個衝動就是回去給我那失去母親的孩子們一個父親所能給予的一切。可是轉念一想，我實在是負擔不起——這麼說你可能會覺得我很自私，但我不能只滿足自己做父母的情感，卻不為孩子們著想。況且，那時候，要想買張去美國的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六月時美國對英國宣戰了。而且我知道我的孩子們已經由最為善良的人救助了。真的，即便我能回到美國，也只會讓他們的生活立即惡化。我還必須羞愧地承認，更尷尬的是離開美國時我還欠了一屁股債。所以，不行，雖然情感督促我沖回孩子們身邊，可是遠見阻止了我。」我想像著他在活門板的另一邊，手捂胸口站在樓梯下，「希爾德先生，一個父親必須把孩子的幸福放在自己的慾望之前，雖然這麼做會讓他心如刀絞。」
幸好，這位心碎的父親不用一個人承擔悲痛。他向艾弗森小姐求婚並成功了，這位小姐跟父親住在七面鐘的女王大街，幫父親打理生意。
「她不年輕了，」坡先生告訴我，「可我也不再青春。我們都過了求婚只憑心頭一熱而不用腦子的年齡了。艾弗森先生的健康狀況在惡化，他急切地想要保證過世後唯一的孩子能生活安穩。她是全天下脾氣最好的姑娘，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因為她不僅讓我重拾快樂，還給了我生活的來源——靠誠實的勞動和汗水換來的生活，我一點都不介意吃苦。我覺得這世上沒什麼比治癒一個同胞更高尚的使命了。我堅信我們比那些所謂醫科大學裡一個系的人加起來還要成功。我們治病，還救人。」
「你不就是算命的嗎？」我質疑道，「你不就是給病人糖和麵粉製成的彩色藥片和糖漿嗎？你還給他們解夢、賣咒符、幫女人墮胎？」
「這麼做有什麼錯呢，先生？」坡回應道，「你不會相信我治好了多少人，你也不知道我安慰了多少人。我給了他們希望，先生，這比世界上所有的金錢都更有價值。我覺得我是個慈善家。你說說看，到底誰更壞？是像我這樣老老實實做生意，替別人解夢，還是像盯著寡婦或者辛辛苦苦勞動的人的壞蛋，強行搶走別人本就少得可憐的財產。輝煌的產業和門口停著帶羽毛裝飾的馬車並不能說明一個人正直高尚，我想只需看看亨利·弗蘭特先生和斯蒂芬·卡斯沃爾先生就足夠了。」
我相信他了——或者說我相信他說的有一部分是真話：沒人是徹頭徹尾的惡魔，不可能的。他說的也確實是事實：與瑪格麗特街和拉塞爾廣場那邊相比，七面鍾那邊的秘密要簡單得多。
一八一三年老艾弗森先生過世了，他的女兒整日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不願意與爸爸分離。溺愛著她的坡先生怕她永遠走不出來，最終建議把他的屍體保存下來。
「現在有錢的家庭都這麼做。而老先生雖然從事信仰行業，但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理性主義者，他怎會希望入土為安或是被蟲子吃掉呢？最主要的是這個方案是切實可行的。我的主顧大部分是迷信的人，他們不在乎岳父永遠在店裡的一間屋子裡看著大家這種愚蠢的念頭。總比一群獒犬要好，嗯？蒙克希爾山莊的那些看門狗，一旦死了就再也起不到看門的作用了。而我妻子已故的父親卻在死後成了一個招牌。」
坡先生不僅接管了老人的生意，還承襲了他的身份。「只有美國人，先生，只有美國人才知道傳統的價值。」他從此自稱艾弗森先生，穿上了岳父的職業裝，也就是那件綉著奇怪符號的道袍，戴上了他的瓜皮小帽，甚至還假裝瘸腿，就跟老艾弗森先生一模一樣。
「一個人工作時的狀態和生活中的樣子可能完全不同。」坡先生說，「只要我戴上假鬍子和那副藍色的眼鏡，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七面鍾人來人往，過了一兩年，大多數人就忘掉曾經的那個艾弗森了，尤其是在可憐的波莉跟著她爸爸走了之後。」
他對於從岳父那裡繼承的這樁生意的具體內容和性質語焉不詳，這點可以理解，我覺得它可遠不止給容易上當的人開點葯或寫一道咒語那麼簡單。我忘不了那兩個穿著邋遢的黑衣服恐嚇我的傢伙，殯葬館的人做事時也兢兢業業，還有這處離濟貧院和瘋人院以及一片私人墓地這麼近的破敗不堪的農場。這些意味著很多故事。
大衛·坡在七面鐘的事業十之八九是可以興旺發達下去的，倘若他一直不知道愛倫夫婦已帶著收養的孩子來到了倫敦的話。這些年來他自然一直關心著美國的消息，尤其是來倫敦的美國人的消息。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想見兒子都想瘋了。他見最大的男孩最後一面是在他兩歲多的時候，孩子還在襁褓中呢。
對於這點我不太懷疑，至少有一定的真實性。我前面說過，人類都是各種感情的拼湊，那麼大衛怎麼就不能對他幾乎沒怎麼見過的孩子存有一點天然的情感呢？常年的分離和缺失反倒會促進這種柔情的增長。不過行動大於想法。基於我對坡先生的了解，我懷疑他可能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