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播報員說，今晨，約旦攻打特拉維夫，目前正在轟炸耶路撒冷。播報員站在街頭，應該就在耶路撒冷，她沒有太留意背景里的炮火聲，炮火聽來十分遙遠，對播報員無法構成威脅，但他身上逼真的高級軍裝和播報員激昂卻鄭重的口吻，都暗示著他內心的英雄主義情結。
本傑明·柯爾已成為以色列議會之一員。他曾在二戰末期加入英軍猶太旅。後又前往巴勒斯坦跟隨斯特恩組織征討家園。他小時候是那樣正直善良，很難將那孩子與現在這個恐怖分子聯繫在一起。
他們在戰爭里曾碰面喝茶，會面頗尷尬。她少女時對他浪漫的希冀早已消逝，而他絲毫不把她當作女性一員的心態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還來不及喝完自己（寡淡的）檸檬薑茶，他就提議「去別的地方吧」。
她生了氣。「我看起來是這樣隨便的人嗎？」事後她問梅麗。
「呵，為什麼不呢？」梅麗聳聳肩，「明天我們都可能被炸彈炸死。當然要把握今天 。」
「大家似乎都在以此為借口胡作非為。」厄蘇拉憤怒地說，「要是人們信仰永世不得超生之苦，絕對不會這樣強調今天了。」這天她在工作上也不順利。一個負責歸檔的女孩因為得知自己男友沉了船而急瘋，將一份絕頂重要的文件丟失在浩瀚的牛皮文件袋的海洋里，為此招致了更多痛苦周折，雖然在程度和性質上都與她的痛苦有別。於是她便沒有與本傑明·柯爾一起「把握今天」。雖然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展開了攻勢。「我一直覺得我們之間有些特別，你呢？」
「您覺到得太晚了，恐怕。」她說完，拿起提包和大衣，「下一輪再說吧。」她想起科萊特大夫和他的轉世論，思忖著來世自己想成為一個什麼。大概是一棵樹，她想。一棵在微風中舞蹈的參天古樹。
BBC轉而關注起唐寧街。某個要人辭了職。她在辦公室早已聽見一些捕風捉影的話，但並無心思仔細聽。
她正把盤子放在膝頭吃著晚飯——一塊威爾士熔岩乾酪吐司。晚上她通常都這麼吃。獨自吃飯，擺出碗盤、餐墊和各種花哨餐具感覺很荒誕。然後呢？難道在寂靜中默默進食，或趴在一本書上看？有人認為吃飯時看電視標誌著文明衰落的開始。（她這樣熱衷地維護這論點，是否正說明她骨子裡也這樣想？）但說這話的人顯然不是獨居。而且說到底，文明早就開始衰落了。恐怕從薩拉熱窩事件就開始了，最晚不超過斯大林格勒戰役。有人甚至會說，文明終結的種子早就埋下了，它的生長其實始於伊甸園。
再說看電視有什麼壞處呢？一個人又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劇院和影院（照此說來還有酒吧）。當這個人還是個獨居動物時，她唯一的談話對象僅限於一只貓，於是對話常常只在單方面進行。狗不一樣，但自幸運兒以後她就不養狗了。幸運兒死於1949年，獸醫說是因為歲數大了。厄蘇拉一直都把他當作一隻年輕的狗。大家把他埋在了狐狸角，帕米拉買了一株深紅玫瑰種在墳上。狐狸角花園稱得起是狗的公墓。無論走到哪裡，都能撞見一株玫瑰，下面埋著一條狗，雖然唯一分得清誰是誰的人只有帕米拉。
再說不看電視又能幹什麼？（她不願停止論辯，雖然論辯雙方都是她自己。）難道拼拼圖？當然可以看書啦，但一個人剛精疲力竭地下了班，看了一天信息、記錄和日程報告，又怎麼可能用更多的文字來勞累自己的眼睛呢？無線電和電唱機當然都很好，但都似乎過於「唯我」，彷彿除了自己世上沒有別人。（好吧，她似乎有些狡辯了。）至少看電視不要求思考。不思考不見得是壞事。
她今日用餐較晚，因為自己要退休，請同事們聚了聚——頗似參加自己的葬禮，只是退休聚會後自己還能活著離開。大家去酒吧喝了幾杯，屬於簡單的餞行，卻很愉快，且結束得挺早，令她鬆了口氣（雖然其他人大概覺得不甚滿意）。雖然正式退休的日子是在周五，但她覺得在中間的日子就把這件事辦了比較好，不要耽誤了同事們周末的安排。他們也許會不高興。
聚會早先，在辦公室里時，同事們送了她一台金馬車座鐘，上刻「給厄蘇拉·托德，感謝她多年來的效忠」。嚯，她心想，多麼俗套的墓志銘。金鐘是這樣的場合慣常會送的東西，她不忍心告訴同事們自己已經有一台，且比這台好得多。他們還極貼心地送了她兩張逍遙音樂會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門票（座位很好），她懷疑這出自賈奎琳·羅伯茨——她的私人秘書——的手筆。
「您為婦女得任高級職務做出了貢獻。」賈奎琳輕聲說，遞給她一杯杜本內，她那段時間最喜歡的飲料。不幸的是也沒有多高級，她想。還沒有話語權。這世界的話語權仍然掌握在諸多莫里斯之輩的手裡。
「唉，乾杯。」她說著，碰了碰賈奎琳的波特加檸檬汁。她喝得不多，偶爾一兩杯杜本內，周末一瓶勃艮第。伊茲不同，她仍然住在梅爾伯里路，像《遠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整天在家裡的許多個房間里徘徊，且嗜酒如命。厄蘇拉每周六早晨買一大袋吃用的物品給她送去，其中一大部分似乎又都被她扔掉了。再也沒有人看《奧古斯都歷險記》。泰迪在天有靈一定會感到欣慰，然而厄蘇拉卻感到難過，彷彿他身上的一部分被世界遺忘了。
「這下你退休了，」莫里斯說，「他們可能會給你授勛。發一枚帝國勳章之類的給你。」上一輪嘉獎他已被封了爵士勛銜，（「上帝，」帕米拉說，「這個國家怎麼了？」）還給家裡每個人寄了一張他在白金漢宮舞會大廳內向女王鞠躬的照片，張張都拿相框裝著。「這人自我感覺真好。」哈羅德笑道。
請伍爾芙小姐同去阿爾伯特音樂廳聽《第九交響曲》再合適不過了。厄蘇拉上一次見她也在那裡，那是1944年，音樂廳正舉辦紀念亨利·伍德誕辰75周年音樂會。幾個月後，她在奧德維奇火箭彈襲擊事件中身亡。空軍部的安妮也死於此次事故。彼時她正同一群女同事一起在部里的樓頂，一邊吃自帶的午飯，一邊曬太陽。事情已經過去了很久，卻也歷歷如昨。
厄蘇拉本來與她約好午餐時間在聖詹姆斯公園見面，因為空軍部女職員安妮有事要對她說，厄蘇拉還在想會不會是泰迪的事。也許有人找到了飛機殘骸或屍體。當時早已接受了泰迪永不復歸的事，倘若他成了戰爭罪犯，或從德國逃到了瑞典，他們都早該聽說了才對。
然而勃洛克先生卻代表命運在前一天傍晚意外造訪了厄蘇拉（他怎麼會知道她的地址呢？），請求她出庭為他的品行做個證明。他被控在黑市牟利，對此厄蘇拉毫不意外。她是他的第二選擇，本來要找伍爾芙小姐，可伍爾芙小姐升任了地區指揮官，負責保護著25萬人的生命，其中每一個人都排在他勃洛克先生的前面。他涉足黑市正是導致她與他決裂的原因。而過去一起工作的其他指揮員在1944年以前就都離開了。
她驚訝地發現勃洛克先生要去的竟然是中央刑事法庭，本以為他不過犯了點只配去治安法庭審理的小事。她在中央刑事法庭等了一早上，也沒等到自己被傳喚，就在法官們起身宣布中午休庭時，她聽到一聲炸彈的悶響，但並不知道那是火箭彈在奧德維奇大開殺戒。不用說，勃洛克先生最後被判無罪。
克萊頓陪她去參加了伍爾芙小姐的葬禮。他曾堅如磐石，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沃格雷夫的妻兒身邊。
「他們的遺體必被人安葬，名譽必留於永世。」首相的嗓門勢大力沉，彷彿擔心聽講的人耳力不濟，「取自《德訓篇》44章14句。」厄蘇拉不信。誰會記得埃米爾和蕾妮？誰會記得可憐的小托尼、弗雷德·史密斯還有伍爾芙小姐？連厄蘇拉自己都已忘了許多逝者的名字。還有那麼多英年早逝的飛行員。泰迪死時才二十九歲，正是他們中隊的指揮官。中隊最小的指揮官才二十一歲。時間像在濟慈身上那樣，在這些男孩的身上加速飛逝而去。
大家唱了《信徒精兵歌》，她第一次發覺克萊頓唱起歌來嗓音渾厚低沉。她知道比起這鬥志昂揚的教堂讚美詩，伍爾芙小姐必定更中意貝多芬。
伍爾芙小姐曾預見貝多芬能讓戰後世界恢複和平，這一過分樂觀的預見被指向耶路撒冷的榴彈炮徹底擊敗了。如今厄蘇拉自己也到了伍爾芙小姐在二戰爆發時的年紀。過去她覺得伍爾芙老。「現在我們自己也老了。」她對帕米拉說。
「你說你，別帶上我。再說你還不到六十歲呢。不算老。」
「心老。」
帕米拉的孩子們已長到無須她再悉心看護的年紀，她就像某些女性那樣投身到了正義的事業中。（厄蘇拉絲毫沒有諷刺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很支持。）她從治安調停做到治安法庭庭長，在慈善會中也積極活躍，去年還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進入地方政府任職。此外還要照看家宅（不過她說她「有個女人幫忙做」），侍弄一個奇大的花園。1948年全國免費醫療制度出台後，哈羅德接任費洛維大夫，成為地方上的醫生。村鎮在狐狸角四周發展起來，房子越來越多了。青草地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