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兩宋朝野的共識。
這句話，據說最早出自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元老文彥博。熙寧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與二府商議變法，遭到文彥博的反對。文彥博說：祖宗家法俱在，變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駁說：老百姓衷心擁護，怎麼能說不得人心，又為什麼一定要聽士大夫的？文彥博直言不諱：因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麼老百姓！
毫無疑問，這話有問題。沒錯，共治天下的確實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說宋，便是現代民主國家，也沒有全民治國的道理。他們的辦法，是把國家交給民選政府。但，難道因為民眾不是治國主體，就可以不顧民心向背了嗎？
文彥博邏輯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卻並無紛爭。宋神宗只是辯解說士大夫也有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同樣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可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已無爭議。只要士大夫與趙宋官家意見高度統一，就可以不管什麼老百姓，似乎也無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這，恐怕也是當時朝中各派的共識。
事實上，王安石和文彥博以及司馬光一樣，都屬於精英意識極強的士大夫群體。就連「以天下為己任」這話，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說的。王安石，當然不會反對共治天下。
歷史的轉折點，也就在這裡了。
我們知道，中國的士歷來就有精英意識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而且曾子說得很清楚，任重道遠，是因為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可見先秦儒家自許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們擔負的是核心價值觀的堅守和傳承，天下的興衰存亡則不在肩上。
王安石他們的「以天下為己任」卻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護精神領域和價值世界，還要參與國家政治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可不是單靠他們一廂情願就能成立的。沒有最高統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請，王安石也好，文彥博也罷，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麼，大權在握的皇帝們，會願意嗎？
會的，不會也得會。
實際上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皇帝們就已經意識到，如此龐大的帝國，絕不是他們一個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連「與朕共治天下」的話，也都有皇帝說過。但，被邀請來「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國。國事之權則寧可交給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給士大夫。
這就只能叫皇權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與皇帝肝膽相照，跟帝國榮辱與共，把天下事當作自家事，甚至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於不顧。
比如韓琦。
韓琦是仁宗時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時，由於自己沒有兒子，繼位的是被立為太子的趙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實是仁宗叔叔之孫，身體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見，隨時都有被廢的可能。為了保住這可憐的皇帝和政局的穩定，韓琦只好話裡有話地向太后施加壓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說起英宗的病。
韓琦馬上說：臣等平時只能在外間見到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穩。
太后大驚失色：相公這是什麼話！本宮當然用心。
韓琦說：那就好。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嚇得縮頸流汗。有人問韓琦：會不會太過分了？
韓琦卻說：不如此不得。
這就是擔當了。更難得的是，這種擔當也得到趙宋官家的認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張貴妃的親戚為官，結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宮以後對張貴妃發脾氣：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嗎？他的唾沫星子都噴到我臉上了！
好鐵面的包公，好寬容的仁宗！難得呀！
其實，君臣共治並非帝國制度的必然選擇，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慮別的方式，比如君主獨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實上漢和唐就是半專制半放任，明和清則是由專制而獨裁。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這又為什麼呢？
也是逼出來的。
的確，沒有哪個皇帝不喜歡大權獨攬，也沒有哪個政權願意跟別人分享天下。趙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過他們沒那本錢。趙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漢的混血王朝，有關隴集團和山東豪門作為社會基礎。他們也不敢依靠各路諸侯，因為太清楚軍閥會幹什麼。
想來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讀書人。
碰巧的是，趙匡胤雖然是軍閥，卻酷愛讀書。然而即便如此，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宮中看見一面後蜀的銅鏡，背後鑄著「乾德四年」的字樣，而後蜀是北宋乾德三年滅亡的。於是太祖問群臣：這是怎麼回事？
宰相趙普不能回答。
旁邊一個翰林學士說：乾德本來就是偽蜀的年號。
太祖的臉色變得比鍋底還黑。
他說：趙普過來！
趙普磨蹭到御案前，準備挨打。
太祖卻並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筆，蘸滿墨汁在他臉上塗畫，一邊塗一邊罵：看你以後還讀不讀書！看你以後還讀不讀書！看你以後還讀不讀書！
據說，趙普從此讀書，雖然只有半部《論語》。
太祖卻感慨說：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
這樣的故事當然也只能姑妄聽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趙官家以士人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識就這樣達成。這是開明的專制，也是聰明的專制。明清兩代放棄開明專制，選擇君主獨裁，中華文明就開始走下坡路。
歷史總是讓人惆悵。
統治者也總是把維護政權放在第一位，小心防範著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員烏紗帽背後的兩腳，不像唐代那樣下垂，而是用竹篾、鐵絲等加固，使之變得又硬又長，據說就是為了不讓官員們上朝時交頭接耳。
當然，他們更不能結黨營私。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漢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來慢慢說話的，叫「坐而論道」。宋代卻在太祖皇帝時期就變成站著，而且據說還是宰相范質主動要求。至於明清兩代，由於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廢除，臣僚便只能跪著。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華文明當然江河日下。
但這不是皇帝們考慮的事。從秦漢開始，他們處心積慮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權。為此，他們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如果有腦子也有能耐的話。
防官如防賊，是歷朝歷代的通病。
其實，趙匡胤們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夠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對天下的「共治」，絕非也絕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說，孟子主張君主不合格就換一個，這話也就「那時說得」。現在士大夫要堅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場，如此而已。
因此，趙宋官家可以高枕無憂。他們要做的，也就是為維持穩定大把掏銀子。不過就連這也不困難，因為兩宋恰恰是經濟繁榮的時代。那種盛況，同樣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