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善惟寬的問題很難回答。
我們知道，禪宗一貫主張：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想成佛，就得觀照自己的內心，發現自我，找回自我。
然而前提，卻是破除自我。因為要覺悟就得破執，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執」。我，是一個人最容易執著也最難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執才能見真佛。興善惟寬說你有「我」所以看不見道，原因就在這裡。
問題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麼能不承認「我」？任何人類心靈，都是以自我意識為前提的。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佛。何況「我」都沒了，成佛做甚？
大約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實這並不容易，沒準就會弄巧成拙，比如法號玄機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戰雪峰禪師時，雪峰曾問：你這個「玄機」一天織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絲不掛」。然而走出山門才三五步，自以為雷翻雪峰的玄機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說：玄機師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機馬上回頭看。
於是雪峰說，呵呵呵，好一個「寸絲不掛」！
破執，忘我，豈非很難？
正因為難，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牘，或待審的案件。由於禪宗認為啟迪智慧和辯論教理，就像衙門斷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輩禪師判斷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稱為公案。雪峰禪師和玄機師太的故事就是，法演與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過，官府的公案直截了當，簡單明白，因為必須明斷是非。禪宗則相反，不但不明斷，甚至乾脆沒有是非。事實上說到底，一定要講誰是誰非，本身就是執。同樣，一定要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也是執。
比如有人問馬祖道一：和尚為什麼要說即心即佛？
回答是：為了不讓小孩子哭。
又問：小孩不哭了又什麼樣？
回答是：非心非佛。
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為了破執，即破除僧眾和信徒對「即心即佛」的執著，其實兩種說法並沒有本質區別。然而這很難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麼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當頭一棒。不雷劈，不開竅。
於是便有了機鋒。
機鋒也是禪宗特有的。機，是機緣，也是機警，還是機要，鋒當然就是鋒利。也就是說，利用機緣巧合，藉助含有機要秘訣的語言，或一言不發的動作，或超常規的手段比如棒喝，一舉刺破宿執，點燃心燈，所以也叫「禪機」。
禪機的內涵一如佛性本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全靠當事人心領神會。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鑒的開悟就是。當時夜深人靜，星月全無，龍潭崇信讓侍立在旁的宣鑒回房間去。宣鑒走出門外，回過頭說：天太黑。
龍潭崇信為他點燃燭火，又在遞過去後一口吹滅。
德山宣鑒頓悟。
當然，如果對方不能領悟，恐怕也無可奈何。比如有人問石頭希遷一個老問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希遷的回答就是：你去問露柱（炫耀門第的柱子頂端龍形部分）。
那人說：學生不會。
希遷說：我也不會。
此事沒有下文，但作為公案流傳了下來。實際上，後世許多人就是通過閱讀公案修禪的，記錄公案的著作也成為禪者的必讀之書，哪怕那些公案看起來平淡無奇。
比如有人問慧輪：寶劍未出匣時怎麼樣？
慧輪說：不在外面。
又問：出匣以後怎麼樣？
慧輪說：不在裡面。
這話看似尋常，其實含有深意。因為第一個答案不是「在裡面」，第二個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裡面」，強調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執，包括「執著於破執」。唯其如此，石頭希遷才要說「我也不會」。
這是從未有過的思想觀念，也是從未有過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可謂前無古人，卻後有來者。包括《紅樓夢》中人物，也不乏參禪的高手。賈寶玉作偈云：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雲證。無可雲證，是立足境。林黛玉卻認為境界不夠，又加兩句：無立足境，是方乾淨。
故事當然是虛構的，氛圍卻很真實。事實上，參禪在唐宋以後，就成為知識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風氣時尚。禪悅、禪風、禪語、禪意、禪詩、禪畫，還有語錄體和山林氣，可謂不勝枚舉。唐宋元明清的一氣呵成之感，不僅因為三省六部和科舉制度，也因為禪宗。
實際上先秦諸子之後，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學和禪宗。在玄學和禪宗影響下，我們民族不但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變了，就連生活方式也煥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來，而此前的茶是藥用或者加蔥姜的。
更有趣的是，飲茶甚至跟科舉和禪宗一樣，也是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坐禪的僧人帶頭喝茶，禪宗流行後成為風氣，最後在德宗時代有了陸羽《茶經》。茶與禪的關係，豈非該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難怪趙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顯然，禪宗的中國化相當成功。他們豈止中國化，也是化中國。事實上，越到後來，禪宗就越是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詩、宋詞、元曲、山水畫、明清小說，處處可見禪宗的影子。就連慷慨縱橫不可一世如辛棄疾，那「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不也禪意盎然嗎？
然而禪宗只可能向儒學靠攏，不可能變性。畢竟，儒家要修齊治平，禪宗卻只要心境湛然。他們甚至與道家也不可能融為一體，卻一定會跟儒道兩家爭奪人心。這就最終要逼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來，只不過這是後話。
其實，這裡面有得有失。
禪宗最大的正面意義，是豐富了中華智慧的寶庫。他們強調的頓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機鋒公案，都提供了一種看待問題的新方法和新視角，即不要執著，不要拘泥。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維和莊子的詩性思維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後世許多學者和思想家以禪為喻、借禪說理，並不足為奇。
其次，禪宗讓我們明白了智慧與知識的區別——知識屬於社會，智慧屬於個人；知識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啟迪。因此，他們只要求學佛的有慧根，開悟的有機智，卻從不提供標準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禪偈是不妨反覆琢磨的。比如寶劍出匣那段話，便可以有多種解讀。中國人原本就善於領悟，長於鑒賞，現在更是升級，就像學會了品茶。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民族從此建立了一種對待外來文化的模式：以我為主，洋為中用。任何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都必須中國化，否則就沒有容身之地。這可是屢試不爽的。從佛法西來到西學東漸，都如此。
然而正是禪宗創造的這一模式讓我們錯失良機，造成了思想文化領域和心理素質方面的巨額虧欠，直至今天都無法還清債務，補足功課，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要討論這樣一個重大話題，卻必須有全球視野。因為只有在那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