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核心價值和實現文化復興的使命，照理說應該由士族來承擔。因為他們是知識精英，也是兩漢以後時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們建設，又該是誰，能是誰？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產生於東漢延續到初唐的士族，是中華帝國獨有的歷史現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沒有。歐洲的騎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罷，都只是獨立階層，不是統治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只有中華的士族，時間則主要在魏晉。
可惜這個階級很不稱職，因為他們統治的方式就是不統治，既不主張也不作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時，都不知道自己擔任何官何職，或者故意裝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職務是參軍（相當於參謀），起先在大司馬桓溫帳下，後來任桓溫之弟車騎將軍桓沖的騎兵參軍。但無論在哪裡，都蓬頭垢面，衣冠不整，無所作為。
有一次，桓衝來視察工作。
桓沖問：你在哪個官署任職？
徽之答：經常看見有人牽馬來，好像是馬曹。
桓沖又問：有幾匹馬？
徽之答：不問馬。
桓沖再問：近來死了幾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兩句話都出自《論語》，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馬廄失火，孔子只問傷人了沒有，不問傷沒傷馬。第二件事是子路問什麼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兩處引用，都是故意斷章取義，賣弄小聰明。
對此，桓沖無可奈何，徽之則更加放蕩不羈，有一次甚至坐進桓沖的車裡，還說長官豈能獨佔一車！桓沖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在某次見到王徽之時對他說：你來的時間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儘快提拔你！
王徽之卻不回答，只是看著高處，然後用手板支著臉蛋說：大清早到西山去，那裡的空氣很清新。
呵呵，這就是魏晉風度。
這樣的風度當然誤國誤民，也是自掘墳墓。試想，一個政權如果號稱屬於某個階級，而這個階級中的人卻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它，請問還不該亡嗎？
擋都擋不住。
實際上兩晉之亡在於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與貴族的區別，在於貴族靠血統世襲爵位，士族靠門第壟斷仕途。保證這一特權的制度，則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體地說，就是把官職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和綜合評估也分成九等，叫鄉品。評定鄉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則比照中正評定的鄉品給予官品。這就是薦舉制，既不同於兩漢的察舉，也不同於隋唐以後的科舉。
薦舉是曹魏時期陳群的發明，鄉品的評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條件和本人的表現。但是到了東晉，就只看門地。門地就是門和地，即門第和郡望（籍貫）。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晉名門，琅邪王氏是東晉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沖面前傲慢無禮，就因為他屬於琅邪王氏，是王導的族人。
門第和郡望決定著人的命運。名門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給予較高的官品，叫「門地二品」（一品永遠空缺）。寒門和庶族則相反，只能做低級官員。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結果又如何呢？
帝國沒有了激勵機制，個人沒有了奮鬥目標。一個世家子弟，幾乎剛生下來就有做官的資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奮鬥？因此即便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認真工作，還要被嘲笑，被譏諷，被視為俗氣。
至於國家的興亡，自然不必也不會關心。因為他們的榮華富貴是家族的門第和郡望決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國的死活？因此高級士族中人大多隻知有家，不知有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衛國，王衍的狡兔三窟和賣主求榮就是證明。
有趣的是，帝國似乎也沒指望這些傢伙保衛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職，地位高，待遇好，事務少，責任輕。繁雜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給庶族寒門。久而久之，上層社會便充斥著無能之輩。除了清談誤國和腐化墮落，其他什麼都不會，只能做寄生蟲。
然而待遇和特權卻一點也不少。根據西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官員可以按級別佔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十頃。更重要的是，法令頒布之前大族多佔的田畝並不需要清退，沒占夠數的卻可以「依法」補足，真不知道帝國中央對貪腐的態度是遏制還是鼓勵。
至少，也是默許。
社會不公的結果，是兩晉比東漢更加迅速地腐朽。東晉倒數第三個皇帝孝武帝司馬曜，甚至在三十五歲那年被自己的寵妃張貴人謀殺。原因則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歲的她開玩笑說：你這把年紀，就該廢掉了。
結果，他自己當夜先被幹掉。
被謀殺的司馬曜，其實是東晉最後一個皇帝，因為此後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則被劉裕廢殺。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識到末日將臨。他被殺前不久，天上出現了彗星，這在古人眼裡是不祥之兆。於是孝武帝說：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來哪有萬歲天子！
當然，也不會有萬歲王朝。
這個時候，如果儒家倫理還有權威，事情也許會好辦一些。因為儒家倫理儘管問題多多，卻好歹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晉卻只有門第觀念，沒有精神支柱。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民共識，又豈能支撐帝國的大廈？
支柱倒塌的結果，是精神的空虛、心理的變態，比如酗酒和嗑藥，再加奢侈和鬥富。最離譜的，是晉武帝司馬炎為了幫舅舅比闊，賜給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樹。洛陽富豪石崇見了，卻不屑一顧地將其砸碎，然後擺出自己的珊瑚樹任由那位國舅爺挑選，株株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豈非變態？
變態並不奇怪，因為靠壟斷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實是文化暴發戶。暴發戶都是要炫富的，因此連同名士們自鳴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脫，都帶有炫耀和標榜的意味。他們追求的真實、自由和美，竟只能通過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來實現，這說明這個階級完全沒有底氣。
士族註定只能是文明的過客。
這就跟春秋戰國的大夫和士並不相同。後者是生機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著方興未艾的地主階級，腐朽沒落的只是上層的領主階級。這時，華夏文明當然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實現自我修復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藉助華夏化的蠻夷，比如齊，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創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階級，甚至不能單靠漢民族來完成。種種事實都證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動蕩和分裂只不過意味著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華的歷史，勢必走向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