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沒想到自己會死。
或者說，沒想到司馬懿會殺他。
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何晏，是何進的孫子、曹操的養子，從小在宮中長大。後來，他在司馬和曹魏的政治鬥爭中站錯了隊，成為曹爽黨羽，結果敗者為寇。
不過，剛開始司馬懿並沒有逮捕何晏，反倒讓他參加了對曹爽「謀反」一案的調查，而且事先告訴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則深挖細找賣力辦案，終於查出了丁謐（讀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著材料向司馬懿彙報。
司馬懿說：還差一個。
何晏情急之下脫口而出：難道是我？
司馬懿說：正是。
於是何晏被滿門抄斬。
何晏就這樣死了，儘管說起來他也是聰明人。當年曹操收編了何晏的母親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為兒子。這時何晏雖然年方七歲，卻很有主見。他的辦法，是在地上畫了一個方框，自己站在裡面。
曹操問：這是什麼？
何晏說：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這點小聰明，完全對付不了司馬懿的老謀深算，宮廷和官場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無情的絞肉機。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隊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過何晏雖然死於非命，卻並不妨礙他成為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因為至少有三種風尚與他有關，甚至由他開風氣之先，這就是談玄、嗑藥、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風氣大約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的，但名氣最大的還是何晏。他原本就長得白白凈凈，卻無論走到哪裡都粉白不離手，以便隨時隨地可以補妝。走路的姿勢大約也婀娜多姿，還要一步一回頭觀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辦法是在大熱天請何晏吃熱湯麵。於是何晏一邊吃一邊擦汗，結果那張臉越擦越白，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臉。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妝品，只不過我們不知道配方。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葯。這種葯叫五石散，東漢醫聖張仲景就開過處方，作用是療傷治病強身健體，正如偉哥的研發目的是治療心臟病。同樣，正如偉哥的「副作用」改變了人類生活，何晏也意外地體驗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當然，他可能略為改動了一下藥方。
五石散成了魏晉的偉哥。
很難說這件事是否可以寫進中國科技史。但這項科技創新成果及其應用，或許應該享有馬鐙子和印刷術的歷史地位。馬鐙子增強了騎兵的作戰能力，從而造就了歐洲的騎士階層；印刷術打破了特權階層對知識的壟斷，使文化的大面積傳播成為可能。那麼五石散呢？
改變了士大夫的風度。
形成於兩漢的士大夫，原本應該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謙謙君子。因為按照儒家倫理，服飾是身份的標誌、道德的象徵。赤身裸體，衣冠不整，甚至穿著隨便不合禮制，都會是很嚴重和不可原諒的行為。
但是嗑藥的人顧不了這許多。因為藥性發作以後，會有一系列的藥物反應（比如全身發熱然後發冷），弄不好還會死人。解毒的辦法，是吃冷食，喝熱酒，洗冷水澡，還要快走，名曰「行散」。至於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寬大的舊衣服，哪怕裡面長虱子。
於是從何晏開始，風尚為之一變，名士的形象也慢慢變成了這個樣子：寬衣博帶，披頭散髮，腳拖木屐，手持麈尾，捫虱而談。就連那些不嗑藥的也見樣學樣，甚至裝出抓虱子的動作，以為飄逸和瀟洒。
這實在讓人跌破眼鏡。
服飾與心理和性格是統一的。外表變了，內心世界也會改變。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模樣變了，是因為思想起了變化。實際上魏晉名士早就想改頭換面，藥物反應只不過是借口。因為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倫理的束縛，實現心靈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為自由故，衣冠皆可拋。
的確，魏晉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給僧人兼清談家支道林兩隻鶴，支道林非常喜歡。為了留住它們，他剪掉了鶴翅的羽毛。有翅難飛的鶴低頭看著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喪。支道林感慨地說：既有凌雲之志，豈肯做人玩物？於是細心調養，讓鶴長好翅膀，任其飛翔。
支道林能夠如此，無疑因為他自己也嚮往自由，這才能將心比心。但他的這份同情心，恐怕很難加之於麻雀之類的其他飛禽，只會用於鶴，或者鷹。畢竟，鶴在中國文化系統中有著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鶴被視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徵著一種人生的理想和態度。
什麼理想？什麼態度？
真實、自由而漂亮地活著。
這其實是從莊子以來就有的價值追求，只不過魏晉在真實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真是自由的體現，美是自由的象徵。不自由，就難以做到真實。不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沒有藝術。因此，自由而真實就一定漂亮。鶴，正是這種價值觀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談何容易，我們民族在歷史上甚至對自由產生過恐懼感，或者視自由為貶義詞，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為，最好的理解也不過自由自在。這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課題，當然只能從長計議。這裡要說的是：魏晉對真實、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現出一種病態。
玉璧般的衛玠就是這樣，他是柔弱到連質地輕軟的羅衫都不堪承受的，這豈非根本就是病人？實際上從顧影自憐的何晏，到弱不禁風的衛玠，表現出的都是病態美，只不過衛玠是身體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現是嗑藥、酗酒和清談，它們的危害性則很難做出排行榜。就個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藥；就國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則是清談。清談當然自有價值，也未必一定誤國，但清談如果上癮，那又與嗑藥何異？政府官員如果只知清談不務正業，又豈非有病？
酒也一樣。飲酒當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兒阮咸那樣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諸阮圍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豬聞到酒香趕來，便與豬共飲。這實在很難說是自由還是放任，解放還是墮落。
問題是何以如此？
因為他們並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彌天大網籠罩著世界，沒有誰能展翅飛翔。也許，只有在藥性發作和醉生夢死之時，或者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才多少能感覺到自由吧？這是在不自由時代體驗的病態自由。
顯然，心理有病，歸根結底是社會有病，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不會以病人為美人的。現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當時的社會病到了什麼程度，病因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