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是書生王室，重視教育。所謂開門授徒，是先生招收學生讀書，稱為「著錄」〔錢按：即註冊。〕，有達幾百人或幾千人。尤其是漢朝之太學〔錢按：太學即今之國立大學。〕，武帝時建立。先生稱博士，學生稱太學生，即博士弟子。
武帝時博士弟子之名額規定五十人，由郡國地方政府保送，規定要有十八歲，並具備相當程度者。在太學讀滿一年後可參加考試，考後按成績分為甲科與乙科，即分為甲等與乙等。甲科者可在皇宮擔任侍衛郎。武帝時除太監外，尚有郎。考得乙等的可回本鄉作吏，即在郡縣地方政府辦事，如今之省政府之官員，即為漢朝時的吏，如服務有良好成績者，地方長官可察舉他再送上朝廷作郎。
每年有五十名學生，如此，十年便有五百名，二十年便有一千名。
漢昭帝時多加了一倍，即每年增至一百名；宣帝時又加倍，成為二百名；元帝時加至一千名；成帝加至三千名。新莽時則達到一萬零八百人，故王莽時大建校舍，達到一萬所區舍。據說王莽太學的建築中，「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因房子均有走廊。萬餘學生從全國各處來到，學生均攜帶特別土產，大家可互相交換土產，成為一大市場。這是指西漢時期。
光武帝便是當時一萬零八百名學生中之一個，東漢時學生還要增添，添至桓帝末年，每年達三萬人，這是一千六百年以前的事。抗日戰爭時，北京大學的學生也只有二三千人，北京八間大學的學生加起來也沒有東漢時期的太學生多。胡適說中國學習外國的大學只有四十年，但實際上，中國在二千年前已有國立大學了，當時稱「太學」而已。
秦統一了政府，漢高祖時出現平民政府，武帝時則有了文治政府出現，東漢時到處是太學生。
當時四川省有位地方官文翁自己出錢，派學生去太學，讀完回鄉在本地任職，因此四川與中央有了融合，四川的文化也進步了，今日仍有人要紀念文翁，可見好人要做。
故國家要有歷史才能強盛。
今日之大學生只崇拜莎士比亞，而不崇拜杜工部、蘇東坡，實在是說不過去。我們的大文學家杜工部有兩千萬人讀他的作品，讀莎士比亞的不過一百萬而已。
只有教育可以救中國，要有「五十年以後」的精神，今日世界各國都有大學在上課，應該有志氣與他們在五十年以後比一比。
東漢時期做事的人都是讀書人，都是經過考試的，世界上只有中國如此。外國人只講多數，只重選舉，不一定讀書，故有政黨。中國當時重視太學生，但是因為學生多了，就輕談了。
教育有辦法，社會就有辦法，青年之所以偉大，因為在受教育。
東漢時期重視大學，當時有李膺者，作河南尹即今之省長，官不大，但是名氣大。東漢時之優點是不以官位之大小來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視嚴光開始，做帝王的重視釣魚的，嚴光高於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偉大。
李膺好客，但不易與他見面。與他見過面就了不起了，謂之「登龍門」。黃河多鯉魚，愛逆流而上，其肉味好吃，鯉魚一跑過龍門峽河之水急處，即成龍了。因而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稱。
當時有山東省小孩，名叫孔融，一日去李膺家參加大宴會，門房查問是誰，孔融答以「我與李膺有通家之好，是親戚」。一進去，李膺並不認識此小孩，問之，孔融答道：「我的祖先是孔子，你的祖先是老子，孔子問道於老子，故有通家之好。」李膺便讓孔融上座。又有一客進來，李便介紹孔融給他認識，那客人道：「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譏道：「先生你大概是『小時了了』的吧！」
當時有太學生郭泰來訪，李膺便不接客了。郭泰訪畢回山西，在黃河擺渡時有數百官民相送。郭說：「有李先生陪我過黃河，此外的客人不必相送了。」送一個太學生如此隆重。大家見到郭李同舟而渡，以為神仙焉，於是稱為「仙侶同舟」。
東漢之所以偉大，在於人們整個藝術的人生。郭泰一輩子做學生，政府請他做官均被拒。
劉備三顧草廬，劉是四十多歲之皇族，諸葛亮二十多歲，卻如此被看重，是由東漢士風而來。劉備最重視孔融，有一次孔融向劉備討救兵。當時黃巾造反，但鄭玄家鄉百里不得侵入。
郭泰林宗受人看重，聲名極盛。他可說是一位大教育家，也是社會教育家，他很重視培植人才。一日，郭泰在路上遇大雨，與鄉下人同在大樹下避雨。鄉人談吐粗俗，有一人神態莊嚴，郭泰見其性厚，不苟言笑。雨停，郭問其居何處，郭欲留宿其家，而欣賞此人，想察看其性情。此人有一母，郭晨早醒來，見此人殺雞，煮熟後請母親吃早餐，然後再請郭吃，但無雞，只有青菜蘿蔔。郭勸他道：「你不應在鄉下，應去城中上學。」郭見此人殺雞請母，全無機心，郭一推薦便成功。此人後來成為東漢一人才，即是茅容。
郭泰是山西人，一日在路上，見前有一人提著用繩系著的一個沙罐，忽地繩斷，罐跌地而破。但此人頭也不回地一直向前走。郭問何以不回頭看，此人答道：罐已破碎，看它何用！郭大讚此人了不起，便又介紹他去讀書。此人即是孟敏，後來也成了名。
郭泰能觀人入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日如有郭泰在香港，可能也會在街上找到人才。
古代之巾帽「林宗巾」，相傳便為郭所創。一日，郭行路時遇大雨，所戴布巾之一角塌下，次日只見路上行人都把布巾一角塌下，因大家均效法郭林宗之故也。可見其名氣大，此乃人格之改造，真是所謂風流人物，能感動人，使社會精神有所改造。
可見當時的社會相當了不得，郭未寫過文章，也不知讀過什麼書，請他做官他便拒絕。郭泰看重人之德性，如茅容、孟敏，他都因材施教。各人天才不同，重德性即重視日常生活，當時的人對日常之人生有細微的批評。
當時有江西人徐孺子者，死後很多人去弔喪。全國領導和學者都有去的。有一位客人去弔唁，人們不認識他，他帶了一隻雞，一束毛，用酒從帽中滴下，祭後即離開。人說此人是茅容，果然猜中了，可見漢朝時對各人的私生活是很注意的。
每年由地方政府把統計報告送去中央，有的或去參加大典。有一人自遠方去長安，過函谷關時遇大雨，其馬倒卧途中而死，旁有一客人說：「我的馬借你騎去吧！」但忘記借馬之人往何處，此人騎馬辦完事回來，不知如何自還此馬，便沿途打聽，後來終於找到了馬的主人，歸還了馬。此即說明東漢時人注重私生活，此是一種德性之表現。
新文化運動即是認真生活，大家都很注意，也有批評，例如女子放足、剪辮、打倒封建、罷課遊行等，實在沒有什麼新的人生可言。今日人之生活已無情趣，人可以不講藝術，但至少要有情味，能懂得吃穿的好壞。魯迅只看出阿Q，卻沒有看出來茅容、孟敏。我錢某講歷史是告訴大家何處有一盆香花，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此之謂也。
我很愛讀東漢時期的歷史，我們應該來寫一本東漢故事集，對當代社會的兒童將會影響很大。
東漢之所以失敗，乃由於上層政治之黑暗，又有所謂「黨錮之獄」。「錮」，用銅鐵之鎖封住，不得解用，意即一群人被封閉起來。東漢有一批名士，如郭泰、徐孺子、李膺等人均是被錮之人。李膺是名士，亦是大官。名士在政治上與太監宦官發生衝突，於是被下獄。
東漢黨錮之獄有數次，第二次有張儉作督郵即今之公安局長。地方上有一位叫侯覽的，山陽人，在京作太監，其親戚在地方上橫行霸道。張儉上奏彈劾其家族之黑暗。公文被壓下，張儉痛惡之。一日路上遇侯覽之母，張儉殺之，共殺一百餘人，連雞狗亦殺。漢靈帝知之，責張儉道：「你是郡吏，何以不用法律處理，而擅殺無辜？」於是張儉逃走，政府下令收留張儉及其家人者殺。但張儉逃到哪裡，躲到哪裡？向北至孔融家，張儉與孔融之兄為友，孔融之兄不在家，孔融說可做主，便留張儉住一宿，因而孔融被捉。融之兄出而承擔責任，說融尚未成人，不能負責。孔氏兄弟爭著要承擔此罪責，中央下令殺孔之兄。果然是張儉之不是，侯覽亦渾蛋，張儉一直逃出山海關，政府不應再殺此種義人了。政府為了張而殺了無數人，實不應該。可見漢朝之黑暗，政府欲藉此而一網打盡，全部下獄。其中有湘之范滂亦被捉。知縣接此公文後不上堂而哭泣，范滂說：「一定是中央要捉我，知縣不願捉我。」范於是自己去縣衙投報。知縣是好官。范自上囚車時，母與二子同送。范對母說：「吾不孝，不能侍奉老母而犯罪入監。」母說：「你能與名士李膺等一同下獄，吾心喜甚！」范回頭對二子說：「我此去不回，有話教訓，壞人不好，勿做，好人如我亦不好。」可見漢朝此時政治黑暗，應該完結，今雖有大亂，但前途仍有光明。
有位大將軍上奏章給朝廷說：「我亦屬於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