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是該好好進行一番反省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具有進行自我批判的勇氣和精神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有這種勇氣和精神，羅莎·盧森堡有這種勇氣和精神，列·達·托洛茨基也有這種勇氣和精神。他——季伯舜，一個從青年時代就不屈不撓追求共產主義真理的中國革命者，難道不更應該具有這種勇氣和精神么？向真理投降決不是一個革命者的恥辱，季伯舜知道。但是，他更想弄清楚，問題的關鍵是：現在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真理？他們真的如郜明所言，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漂亮旗號，以民粹主義加機會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至關重要，是必須首先從理論和實踐上搞清楚的。
郜明沒有食言，一個星期以後，派人把幾十本中文版、俄文版、英文版的馬列著作給季伯舜送來了。同時送來的還有在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書籍和一些油印出版物。季伯舜帶著一種近乎瘋狂的熱情讀了起來，邊讀邊思索邊回憶。
對這段時期的思索，季伯舜在《忠於信仰的人》中寫道：
「……在昏黃的燈光下，在看守巡視的腳步聲中，我翻動著那一頁頁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書，我為之獻出了青春、自由和生命的書。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風雲在我眼前翻滾。我驚訝地發現，中國托派並不是真正的，至少說不是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教條主義傾向太嚴重，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他們沒有真正實踐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偉大理論，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國無產階級中建立起自己強大而穩固的先鋒隊陣營，並進而形成領導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他們註定了要在中國失敗。最荒唐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確提出了一邊在軍事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邊在政治上積極準備推翻國民黨的英明策略之後，他們中的許多同志還在堅持推行其失敗主義主張。
「……而中國共產黨人雖然在理論上不承認，但卻在實踐上真正執行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策略。毛澤東和他延安的同志們在與國民黨合作，對日抗戰的同時，積極擴充壯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大力發展革命武裝。抗戰勝利後，毛澤東旗下之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已達數百萬之眾。因此，在打倒日本入侵者之後，已具備了一舉奪取全國政權的政治前景。事實也是這樣，這場抗戰最大限度地消耗了國民黨之有生力量，滋養了延安的共產黨。結果不出預料，三年之後，國民黨反動派滾出了中國大陸，共產黨贏得了新中國。我們中國托派反對派的歷史命運也就因此被決定了，我們極不公平地被譏諷為政治廢物，被指控為漢奸、反革命。
「……我們今天正面臨著托洛茨基列寧派二十年代末期在蘇聯面臨過的嚴酷現實。針對這種現實，托洛茨基同志在1928年就說過：理論演繹和政治經驗表明，歷史的反作用力，否定，即反動時代，不僅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也可能產生。這種反動在黨內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現，就是對革命左派的野蠻驅逐、迫害、屠殺，以及對左派組織的毀滅性破壞……」
這就是季伯舜在1949年12月至1952年6月整整兩年半的時間裡反省出的結果。基於這種令人震驚的結果，清浦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判決書中說：季犯伯舜頑固堅持托派反動立場，無恥吹捧反革命托派頭目托洛茨基，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毫無根據地污衊中國共產黨消極抗戰，挑起內戰，為蔣家王朝鳴冤叫屈……
也就在這年12月，中國國內托派殘餘成員在一夜之間全部被捕。托洛茨基反對派作為一個政治組織，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在中國大陸都永遠消失了。季伯舜當時並不知道獄外的這些情況，只知道監獄裡一下子又關進來不少人。其中有一個熟人竟然是趙清生，那個1938年在清浦給他當過保鏢的工人同志。
趙清生的罪名也是歷史反革命，反革命的事實是：曾積極從事托派組織的活動。季伯舜知道，1938年趙清生就參加了孫越的托派共產黨，可卻不知道在孫越入獄犧牲後，趙清生繼續領導著清浦托派黨堅持鬥爭，直到清浦解放，才自動解散了這個黨支部。由於趙清生解放以後停止了活動，當時並沒被抓。直到這次全國統一行動，才和各地的托派殘餘人員一起，幾乎在同一時間裡被逮捕。
季伯舜既悲憤又激動。悲憤的是，雖然他知道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對托派的迫害會繼續發生，可沒想到趙清生們停止活動了，還會被抓。激動的是，托派黨的力量此消彼長，就在他們這些老托派不斷坐牢的時候，一代代托派革命者又成長起來了。據趙清生說，就在他解散托派黨，停止了組織活動以後，清浦師院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黨員還在繼續活動。這兩個大學生是一對戀人，女大學生賣了家裡的房產充當革命經費，二人跑到上海，在上海托派黨的支持下，連續出版了三期《號角》周刊。號召人民繼續革命，變這場毛澤東式的農民民粹主義的革命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結果，第四期《號角》周刊正在印刷之際，二人在地下印刷廠和上海托派組織負責人同時被捕，被捕時，女大學生已懷五個月的身孕。
這兩位有信仰的托派大學生，季伯舜在囚禁歲月里一直沒見到，被特赦釋放後，才在上海石泉一村中國四代托派的最後集結地見到了。上海石泉一村是政府為所有釋放後無家可歸的托派人員設置的安養地。季伯舜如果不是有妹妹一家收留，也將在那裡度過此後的餘生。見了面後，細細一聊，季伯舜才知道，那兩個大學生當年被捕後都被判了無期徒刑，孩子是生在提籃橋監獄裡的，一生下來就被政府送往孤兒院收養，二人釋放出獄後卻再也找不到了。季伯舜問他們：後悔嗎？男大學生說，不後悔，只可惜一生的光陰浪費了，現在每月還得到公安機關領生活費。女大學生哭了，說，不後悔都是假的，尤其是女人，不該這麼活啊！
季伯舜默然了，為那個失去了孩子，失去了青春的女大學生，也為自己。
其實，他的一生也不該這麼活，他可以換許多種活法，可為了信仰，他選擇了這種苦難的活法。1952年6月，聽到無期徒刑判決時，他作為共產黨監獄的犯人，從此以後恐怕要閉上嘴了，也許要永遠閉上嘴了，否則，下一步等著他的將是鎮壓的子彈。相同的情形早已在30年代的蘇聯就出現過，季伯舜十分清楚。可他不能放棄信仰，永遠不能！獄方可以關押他，卻決不可能讓他和信仰分離。
閉上嘴，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他需要在生命剩餘的歲月里更加深刻地弄懂馬克思主義，並親眼看看中國共產黨如何把這一場自稱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季伯舜甚至還夢想著有一天，在中國共產黨宣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真的會把他從監獄中請出來，去給那些農民革命的領袖們講一講馬克思主義，講一講托洛茨基，講一講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遇到的問題。
那時，季伯舜認為，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有充分的理由為這一天而活著。
所以，聽到無期徒刑的判決，季伯舜並沒感到十分吃驚，更沒覺著有什麼可怕，牢獄生涯對他來說，早就不陌生了，他早已適應了，習慣了。有時他甚至認為，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他一生下來就在牢獄裡，那記憶中的自由生活倒有點像虛無縹緲的夢境，很不紮實，也很不可靠。可靠的是監獄的鐵門，鐵窗，鐵柵欄，是那一堵可以用手觸摸到的滿是蚊子血的牆壁。
季伯舜的生命和這一切已融為了一體。
思想卻飄移在這一切物質之外，他的肉體也屬於這物質的範疇。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飄移在自己肉體之外的，是自由的。享有著思想的自由，現實的物質世界和本身的肉體都不那麼重要了。這時候——季伯舜在《忠於信仰的人》中說：
「……你也許根本就感覺不到你被囚禁在監獄裡，人家毆打你的時候，你甚至不會感到有多少疼痛。你垂下自己的腦袋，望著你脖子以下的軀體，就會感到很奇怪：哎，這個骯髒的、穿囚衣的傢伙是誰呀？」
這是一種境界，1956年，季伯舜五十三歲的時候，基本上進入了這種境界。那時，他已卓有成效地閉了五年嘴，自由的思想已不習慣於通過嘴變成語言說出來，而是從鼻孔里隨著一聲聲喘息噴出來。噴出來的思想無人聽到，在別人看來，他的肉體是恭順而老實的。因著這恭順和老實，他被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年，和趙清生等十幾個犯人一起，送往距清浦九百多里的一個海邊鹽場勞動改造。
這是1956年8月的事，天很熱，季伯舜記得，他被帶到鹽場時，曾在路上中暑昏迷過去。
也是在那年夏天，季伯舜和幾個年輕犯人佝僂著身子，一鏟鏟往麻布口袋裡裝鹽時，一個禿頂戴眼鏡的大腦袋老犯人被兩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