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熒山下製造死亡的淡藍色硝煙，隨著安忠良被鎮壓而永遠消失了。鄭少白和被鎮壓者共同擁有的那個秘密，理所當然地不存在了，也像那陣淡藍色的硝煙一樣，永遠消失了，消失得沒了蹤影。鄭少白變得理直氣壯了：他不是叛徒，從來不是，說他是叛徒的人是陷害同志，是居心不良，就這麼回事！反正現在任何人也拿不出他叛變革命的證據了，能夠證明他叛變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
然而，恐懼雖不存在了，新的愧疚卻又浮上了心頭：安忠良實在了不起，就像當年的王三哥一樣了不起，寧願挨槍子也不低頭，也沒把他鄭少白供出來，他該咋辦？不能對不起安先生啊！於是，鄭少白又像當年撫養王涌、王玲那樣，一次又一次偷偷給遣送到安徽鄉下的安忠良的遺孀唐娟寄錢，寄糧票。甚至在叛徒問題被揭發以後仍繼續寄，一直寄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也正是因為有了鄭少白的暗中資助，唐娟才沒在三年自然災害中被餓死，才奇蹟似的活到了今天。
當時，鄭少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日後還會因其他原因暴露，真以為他的革命已徹底地成功了。他一邊不斷化名給唐娟寄錢，寄糧票，很講義氣地感謝著安忠良的保護之恩。一邊躊躇滿志地享受著革命的成果，做他的市總工會副主席，而且越做越有模有樣了。有時回到家裡，鄭少白對自己老婆葉春蘭說話，也會把四分革命道理加六分革命官腔帶將出來，搞得葉春蘭老提醒鄭少白，叫他不要把自己家也當做總工會了。
幸福而美好的日子過了幾年，到1955年3月徹底結束了。
結束得很突然。那個3月的上午，鄭少白和市總工會的一幫幹部正要下工廠檢查全市勞動競賽的進展情況，市委組織部幹部處的一個處長突然來了，要鄭少白到市委組織部談話。鄭少白根本就沒想到是要核查他的歷史問題，還以為又有提拔的希望了：市總工會副主席做了五年，也該進一步升主席了，鄭少白就高高興興地跟那位處長去了。
進了市委組織部辦公室，鄭少白才覺著不對頭，寬敞的辦公室里不但坐著三個正副部長，還有一個主管組織的市委副書記，和另外兩個從未見過的操維豐口音的同志。老部長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鄭少白進門時，老部長連招呼都沒跟他打一聲，只用下巴頦向一隻空沙發點了點，示意他坐下。鄭少白剛坐下，老部長就冷冰冰地開口了：「鄭少白同志，今天要你來，是要核查一下你的歷史問題，希望你能忠誠老實，實事求是地作出交代。我想，對我們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鄭少白下意識地連連點頭：「那是！那是！」
「你1925年入黨之後，有沒有過叛黨變節行為啊？」
鄭少白強壓住內心的慌亂，裝模作樣地想了想，——不是想自己的問題，而是想：安忠良先生已經死了，究竟還有誰會證實他做了叛徒？想來想去，還是認為沒有任何人能證實他做叛徒的事，這事只有安忠良一人知道，連他老婆唐娟都不知道。就算他給唐娟寄錢的事被組織發現了，也不能證明他的叛變。他叛變只害了兩個人：一個是王壽松王三哥，一個是拉洋車的老譚。王壽松早死了，老譚自己又當了叛徒，就是老譚現在活著，供了他，也只是個孤證，構不成有力的證據，因為老譚本身就是叛徒，維豐縣委是老譚出賣的，並不是他鄭少白出賣的。
鄭少白想清楚了，就仰起腦袋，正視著老部長，裝出一副很困惑的樣子：「老部長，我沒有叛過黨，也沒變過節，我……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管組織的那位市委副書記把茶杯往桌上一頓：「還不老實！」
鄭少白硬著頭皮頂撞道：「誰……誰不老實了！？我……我入黨是當年郜書記親自介紹的，你……你們不能因為和郜書記有……有工作矛盾，現在郜書記又……又調走了，你們就……就整我！」
那年3月，郜明剛剛調到省委書記處做了主管意識形態的第三書記，郜明和市委內部一些人的工作矛盾鄭少白隱隱約約是知道的。
那位副書記冷冷一笑：「郜書記是不明真情，他若是知道真情，也不會放過你的！鄭少白，我和你明說了吧，我們徹查敵檔時，查到了當年安忠良寫給維豐方面的重要信件，上面說得很清楚：是你供出了王壽松和譚明泉，後來，譚明泉也做了叛徒，王壽松卻因你的出賣而壯烈犧牲了！是不是這樣？你自己看看吧！這裡是安忠良當年的信，這是譚明泉今年1月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寫的揭發材料！」
鄭少白一看材料，登時癱了，語無倫次地道：「我……我坦白，坦白！我沒叛……叛黨，不……不……我叛黨……叛黨，是……上了安忠良的……的當！」
鄭少白這才顛三倒四地把二十多年前發生在華熒山忠烈陵上的那一幕如實坦白了，邊說邊哭。說是自己沒意識到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後果，根本沒料到王壽松王三哥會因此送命。他是被安忠良騙了，他當時就後悔了。因其後悔，覺著對不起黨組織，對不起死去的烈士，才收養了兩個烈士遺孤……
鄭少白坦白交代的時候，組織部的一個青年幹事就在那兒記，最後，要他在記錄上簽字，鄭少白哆嗦著手簽了。
從那天開始，鄭少白被隔離審查，開頭只是組織部，後來檢察機構、公安機關也參加了，還為此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在一次次審問他的同時，又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前後折騰了大半年，一直到秋天才把他從拘押所放回來。
當年年底，市委作出了審查結論，定性為叛徒，上報省委，建議開除鄭少白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開除工會會籍，作為歷史反革命，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到了次年三月，省委的批複傳達下來了，省委同意開除他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不同意作為歷史反革命交司法機關處理，批示上寫得很明確：「……定性為叛徒，但鑒於此人有長期撫養烈士遺孤之情節，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考慮保留其工會會籍，遣返原東方機車廠當工人，控制使用。」
當省委的批複和鄭少白見面時，組織郜老部長問他：「鄭少白，對這個處理，你有什麼意見？」
鄭少白心悅誠服地連連點頭哈腰道：「沒意見！沒意見！黨組織是實事求是的，處理也是寬大的，我……我感謝黨組織！感謝黨組織！」
鄭少白說的是心裡話，黨沒讓他給王三哥抵命，沒把他判刑關進監獄裡，甚至連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都沒給他戴，真是寬大得令人難以置信了。他不能不真誠地表示感謝。
晚年鄭少白曾私下和自己老婆葉春蘭說過，他能僥倖留下一條命來，全靠了兩個人。一個是重義氣講交情的原工團領袖安忠良。這個老國民黨人是真心為他好，知道他不是搞政治鬥爭的料，讓他及早出局了，臨死也沒拉他去墊背。再一個，就是他撫養長大的王玲了。處理結論一下來，他就知道了：王玲曾為他的事到省委組織部去過三次，寫了一份催人淚下的材料，還找到了第三書記郜明，要求郜明和省委看在他努力撫養烈士遺孤的分上，妥善予以從寬處理。據說，郜明只講原則，不講昔日情義，想把他交司法審判。倒是省委第一書記看了王玲寫的材料，受了感動，最後拍板決斷，最終把他的問題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
王玲和她哥哥王涌不同。王涌知曉事情真相後，再也沒進過他家的門，而且寫出書面材料交給市委，宣布和他斷絕一切關係，要求組織部門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辦。那時候，王涌已經當上了清浦市東區區團委書記。王玲則不同意哥哥的做法，她忘不掉自己犧牲的父親，也忘不掉為了撫養他們兄妹而不惜偷竊坐牢的養父。知道事情真相後，她默默哭了幾場，後來，擦乾淚水又到鄭少白家去了。當時，鄭少白還被關在公安局拘留所隔離審查，只有葉春蘭和孩子們在家。王玲撲到葉春蘭懷裡，又是一場痛哭，三天後，啥都沒說，也沒給自己的親哥哥王涌打個招呼，就獨自一人去了省城，找到了省委組織部，為叛徒養父說情……
鄭少白再次見到王玲，已經是受了處理，回廠當工人之後的事了。是在自己家裡見到的。對這難堪的會面，鄭少白思想上沒有準備，按他的想法，他和王涌、王玲沒必要再見面了，見面只能造成雙方的痛苦和尷尬。尤其是對王玲，他更無顏相見，這孩子的有情有義，正好映襯出了他的無情無義。她認他這個養父倒不如像王涌一樣不認他這個養父來得更好。雙方互不相認，過去的變成了歷史，大家就都可以更輕鬆地開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對新的生活，鄭少白是滿意的。他在十三歲的那個早晨，在王壽松王三哥的引薦下，從山東棗莊鄉下走進清浦東方機車廠，走到台案前，乾的就是鉗工。今天，在紛亂的人世上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台案前，又摸起榔頭、扁鏟干起鉗工，原本是很自然的。他不是個革命家，從來就不是，他只是個好鉗工。對這一點，他在十三歲進廠的那個早晨就該清楚，可他偏不清楚，後來又碰上了郜先生、季先生和那場總同盟罷工，結果，就出了這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