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節：融入我的大學 文/吳福輝(1)
融入我的大學（吳福輝）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斷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學派來接新生的車子。駛進長安街的瞬間，我的心少有的蒸騰飛翔起來。記得當時我暗暗立下個心愿：一定要對得起這三年，拚命學好這三年。可是住進了學校29樓，和同屆的研究生一接觸，我就傻眼了。因為他們的決心能把我襯托得無地自容，有的人的口號竟是：三年不看電視電影！對知識的這種饑渴般的感覺現在想來似乎仍貼在身上，難以忘懷。
這實際不是北京大學的特點，而是1977年、1978年中國所有學校的特點。因為已經十幾年全國人民不讀書或說只讀《毛選》一本書了。王府井新華書店只要傳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紀的文學名作再版，就會天不亮在門口排起了長龍。這又是恢複高考之後第一批主要不論"政治身份"的學生進了校，77屆、78屆本科生（當時就知道有陳建功、黃蓓佳、黃子平等），加上78屆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積，聚於一堂。我後來問過我的同學，多半都是按所謂的家庭出身過去不可能"讀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種解放感，有一種壓抑已久的學習衝動存在。我現在還能找到的一張自擬的作息時間表，是早晨5時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讀外語；上午7時半和下午2時半和晚上6時半是一日三次進圖書館；晚間12時睡覺。三年中幾乎每天如此，周而復始，圍繞著一塔（塌）湖（糊）圖（塗）。
可是北京大學畢竟有它的特殊之處。 對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獨特感知，是從入學考試便開始的。當年宣布招考研究生，本來就是個"突發事件"。我決定報考王瑤先生、嚴家炎老師的研究生，是在這年3月30日見到報上放寬考研年齡到40周歲的新聞之後，4月4日即報名，5月3日獲准考證，5月15日、16日、17日三天便到區教育局考場參加考試。哪裡有什麼複習？相信大家在這個"時間"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國現代文學方向需加考古代文學一張卷，要整整比別的學校多準備一門學科，這在全國僅此一家。在考場抽出古代考題時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單是甲題兩道，乙題五道，丙題十道，你就能體會到它所包含的廣闊程度。到考現代文學那天，看題的剎那間我竟有十幾分鐘呆在那裡沒有動筆！時隔三十年，今天回頭來看北大的題目，仍然是驚心動魄。比如第一題問：魯迅對自己的《吶喊》、《彷徨》有不同特色曾說過一些話（題里並不告說了什麼話），請按此舉出作品實例，談談這兩個集子在思想上、藝術上有何不同？看似不難，實際不要說必須在魯迅的話上不卡殼，即便不能將魯迅小說準確地放入到這兩個集子的序列中去，一旦錯亂，張冠李戴也就完了。所以我當時在草紙上是先仔細地小心翼翼地一篇一篇還原篇目，再答題的。還有一題也是引用魯迅的話，總算告訴你了，說魯迅說過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問同意不同意，然後結合文學史的具體情況，講出五四散文成就或高於五四小說、戲劇、詩歌，或低於五四小說、戲劇、詩歌的理由來（按照我的理解，還要把握住魯迅用詞這"幾乎"兩字的分寸）。天哪，這哪裡是四道題里的一題，差不多就是要掌握五四斷代文學史的基本脈絡呀。後來參加在北大圖書館舉行的複試，筆試題型和這一般無二，只是風格更深入、更闊大。如第一題是：在二三十年代，曾發生過關於五四文學革命性質的一些流行見解，試從新文學的實際出發，論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指導意義。這是要看你對文學史性質的學術問題有無自己的看法。"流行見解"是什麼又沒說，是檢驗你對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資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魯迅談《吶喊》、《彷徨》的話大家還有目睹耳聞的話，這個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後你必得熟讀《新民主主義論》，能把新文學的實際和毛澤東的理論對上號。當時的"解放思想"還沒有達到後來的水平，此題像五四散文那樣作反題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見解"實際上是胡適、瞿秋白、胡風的，與毛澤東不同，等於在啟發你思考歷史的本來面目並非起初就是大一統的。至於十個概念小題，竟然是從尼採到顯克微支十位外國作家，要分別說明這些作家的國籍、至少一種作品、介紹到中國的大致時期和對哪些中國作家或文學社團產生影響。佔一分頂多佔兩分的小題，卻要回答出現代文學接受世界文學影響的如此豐富的內容來。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見一斑。難怪後來我們六名被錄取的同學到校，互相一碰分數，報紙上披露的全國文科研究生"狀元"的錢理群，專業成績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參與判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師告訴我們，第一天判不出一張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張時，全場轟動，競相傳閱。這張捲紙的答者就是現在的沈從文專家凌宇。
第62節：融入我的大學 文/吳福輝(2)
等到進了學校，對於北大在學問上的大氣便更有了領悟了。我記得第一次與導師見面，王瑤先生指導訂學習計畫，便告誡要注意讀原來的報刊雜誌，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現的環境、氣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況（後來版本有的經過改動），進入作家當初寫作的實地實境。要造成"專業敏感"。讀書時要思路開闊，覺得腦子裡有許多題目，覺得時間不夠用，就有希望了。如果總是需別人出題目，那就糟了。這次談話給我聞所未聞的印象。我們的學習主要是坐圖書館，至於聽校內外的講課、講演倒還在其次。嚴家炎老師開出的書單，包括作品單行本、報刊、理論，足有幾百部以上，洋洋大觀。卻並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讀完。輔之於師生共同參加的"專題講座與討論"，倒是經常的。辦法是一人準備，講述，然後師生自由討論，訓練研究問題的方法。還要準備第一年結束時的學科考核，有筆試有口試，請外面專家給你作鑒定。這個比第三年的論文答辯還難。這些做法遠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後學術界逐漸流行起來的說法、做法，北大確乎是先行的。王瑤先生以嚴格著稱，批評起學生來字字聲聲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裡談起感興趣的話題，他會突然用濃重的山西口音絲絲地迸出連珠妙語，真比他的論文生動十倍。而且一句話沒等你反應過來，他自己先笑起來。這笑還極富傳染性。我還能記得先生的談吐，比如談專業的"敏感性"，說像打毛衣，不會織的著眼於好看不好看，會織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針、下八針的織法來。談到資料要積累，學術動態也要積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後台不豐富（不妨雜亂點），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還勸我們不要妄自菲薄，說做的學問雖然是歷史，不要以為後人、局外人就無從研究。歷史往往是沒有參加過這段歷史的人研究的。因為當事者的經驗、感情都太豐富，弄不好反而糊塗，等等，等等。這個學校就是這樣迅速地將你推向學術前沿，並從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個人，大學時期真正學得的知識是有限的，而學習的自信心卻終身受用。聽著先生的這些話，你身上的一股學術之氣和做人之氣就陡然升起來了。
什麼是北大學風？我覺得系裡的一大批老先生，我們的教師，他們的道德文章，就是具體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這個未名湖校園本來是燕京大學的所在地，憑什麼會得沙灘紅樓的人氣、文氣呢？1978年入校的我們有福了。雖然我們已經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學長一樣，有幸聆聽到那麼多前輩的聲音，但這批"國寶"一部分還健在，我們是最後一批聽到他們教誨的學生了。我們進校時，沉鍾社的劇作家、五四火燒趙家樓的先鋒楊晦先生還是中文系主任，等畢業時系主任才是王瑤先生的同學季鎮淮先生。畢業照相，還有楊晦、王力、朱德熙、周祖謨、林庚各位先生前來正襟危坐。吳組緗先生那天去社科院講課，結果沒有和我們留下合影，是學生的終生憾事。吳先生在系裡聲望高，他既是我們心儀的三十年代小說家，又是著名學者、研究《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專家。他也以嚴格聞名。系裡流傳他和王瑤先生討論學位論文的字數，吳先生說只需寫一萬字，寫多了誰看？他的名言之一是：說吳組緗是人，這沒有新東西，雖然正確；說吳組緗是司機，可能是錯的，但能引起討論，最後才得出吳組緗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結論。可嘆我們許多論文都是先生批評的"吳組緗是人"模式的。我至今後悔，當年樂黛雲先生加入輔導我們的教師隊伍之後，她曾經問我們誰願意研究吳先生小說。可我怕挨他，不敢報名。直到一次聽他講小說史，階梯教室里滿坑滿谷，盛況空前，系裡資深職員深恐校內學生搶不著座位，出來要求限制旁聽，吳先生毫不客氣地加以阻止道："在北大，從來沒有拒絕旁聽生的歷史，我們今天也不能！這是北大的校風，北大的傳統！"我後來在散文《一株遒勁獨立的老樹》中回憶了當年的情景，說：我心裡一熱，頓時覺得吳先生的"鐵面"在眼前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