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節：逃課記 文/蒙木(2)
大部分老師都不會真的拿點名威逼學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蹺。記得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課，中文、法律幾個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著上。我們男生逃課經驗已經成熟，於是決定從第一節課就不要過早暴露實力，大家排代表輪流上課應卯。這樣，在直覺上，我們的老師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學生。最後考試，天知道，他們印試卷是按照一教座位印的還是按照什麼印的。應該不是花名冊，結果居然卷子不夠。於是政治老師說，沒有試題的人不要著急，我去其他系調試題去。過了幾分鐘，一些同學問題解決了，但還是卷子不夠。我們勤勞的老師如是者三。記得都半個小時過去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報告！老師我們還沒有試題。"又有三個學生從角落裡站出來。可憐的年輕老師臉色一下就不對了，於是又折出去調試題。政治考試的結果是，我們班四十多人，十多個不及格。滑稽的是，這不及格的女生占絕大多數。所以女生很抱怨我們說：男生惹禍，女生背黑鍋。
逃課省下來的時間，消磨實在爽，就像偷來的瓜果著實甜。大家做什麼的都有，不過那時候北大周圍一片農村，娛樂單調，大部分同學都是睡懶覺，逛朋友，看閑書，聽講座，上圖書館，或者聽自己感興趣的課了。我在大三以後，基本上聽課的不考試，考試的課不聽講。大三臨結束，我的學分還差兩個。有同學告訴我，新留校的吳曉東老師很好說話，他的課寫篇關於象徵主義的文章就行。我對波德萊爾、梅特林克等是比較熟悉的，在圖書館花兩三個小時，草成一篇作業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學轉告我說吳老師想見見你。我便到他25樓的筒子間去，吳老師瞅瞅我，溫和地說："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課？"我稍微愣一下，如實回答說："我沒有上過課。"這讓吳老師倒反愣了一會兒，"不過，關於象徵主義的基本點，你文章里都有了，都有了。"我只能赧顏不作聲，他接著說："讓你過來，因為你的文章寫得不錯，我給你很高的分數。"
那時候圖書館（今天的老館）二層南側有一間"中文系教師研究生閱覽室"，只對本科高年級以上的學生開放。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那裡，其中的一道風景是季羨林老頭，季老每天一開館不久就準時坐在最靠近大庫的閱覽室東南角，安安靜靜地讀書。偶爾有熟悉的人給他鞠個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後也迅速尋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靜靜地讀書。這裡出現吳組緗、林庚等人的身影絕不奇怪，也許他們都來過，只是我不認得罷了。那裡有幾架硬殼藍皮的文學類圖書，也許是對學生特別推薦，圖書館做了特別包裝的優質譯本，記憶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名著選譯"和上海譯文出版社"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我讀了其中大部分部頭不太大的作品。
第57節：逃課記 文/蒙木(3)
這就是我的文學啟蒙。用逃課逃出來的時間隨意泡圖書館，聽講座。當然也出去遊逛。我有四個高中同學在清華，但那時我對清華校園比他們都更熟悉，因為他們必須孜孜板板地上課做實驗，他們的父母朋友過來，也經常是我帶著傻玩，手頭沒有錢，於是對北大清華這免費的遊覽地非常熟悉，當然那時候圓明園可以從21中後面的圍牆鑽過去，所以還沒有完全開發的圓明園對於北大逃課的學生有些像魯迅的百草園。
畢業後我去見一些在高校教書的朋友，發現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習，還一過11點就關閉大門。這樣的大學和高中有什麼區別呢？無非多培養一些凡事必請示的好員工罷了。不過，這個社會的確更需要好員工，而不是有點獨立想法的人。從謀生的角度來說，北大給我的未必是好處，不過她給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過一個世界，應該是自由而尊嚴的。儘管還無力衝出去，但我可以嚮往著，甜蜜並痛地嚮往著。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貫江蘇邳縣，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級，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一年，1996年畢業。2000年返校讀研，專業：中國古代文學理論。2003年碩士畢業後，供職於中央編譯出版社。現任職務：策劃編輯。
第58節：一點往事 文/洪子誠(1)
夢入少年叢
王瑤先生的書齋妙語極多。某次，不知怎麼談起一個人與他母校的關聯，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煙斗從容道來：如果畢業的學生名氣比學校大，學校就積累你的名氣成為名校；反過來，學校的名氣就輸送給你了（大意）。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勵我們做出大學問，也不知聽眾中其他同學作何感想。我當日就悟到：我將永遠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溫煦之中了。
一點往事（洪子誠）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學生一起，在北京近郊農村的朝陽區小紅門參加"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我畢業留校任教已有四個多年頭。6月1日，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後，學校很快派進"工作隊"，並要我們立即返回，參加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踏入校門，看到到處貼滿大字報，到處是騷動激昂的人群：這很有點像我想像中的或從文學作品看來的"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樣子。按當時的規定，我不再到學生的班裡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師集中學習、開會。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後，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便徑自離開。下午兩點我來到32樓，樓道里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這時，主持人宣布："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陷於慌亂之中，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做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布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那些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點，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起"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後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繫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的作文題，許多人便自然會寫他們參加國慶遊行的情景。在文章講評時我好像說到，如果我們要戰勝平庸，就要注意和培養你的敏感，發現你的真實體驗；拿遊行這件事來說，每個人的發現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從準備、出發，寫到見到毛主席，到最後回到學校；可以寫出發之前，也可以寫歸來之後；你所認為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最值得寫的……這個同學說的，應該是指這件事了。在這個"高潮"出現之後，批判會倒不知如何再進行下去。於是，主持人宣布結束。屋子裡又回覆到開始前那種異樣的安靜。我收起本子，在眾人沉默的注視下，匆匆離開。
回到宿舍，從本子上一條一條地看著我的"錯誤"，越看越覺得傷心、委屈，甚至產生怨恨的情緒。回想著我如何認真準備每一次課，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寫著批語，如何對學生個別指出存在的問題。我忘記了當時的社會和社會心態，鑽牛角尖一樣想不通，真誠的勞動為何得不到承認，反而受到指責。很長一段時間，便陷於"自艾自憐"的沮喪之中，並為這種情緒的合理找到解釋。但這件事很快就被"我們"忘記。說"我們"，是因為不管學生，還是我，都被引導、並投入到對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關注。大大小小的批判會，在那幾年，也已成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