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是在不經意中創造的，一九七八年，當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二十一戶農民，為了吃飽肚子，冒著莫大風險，將土地承包下去的時候，誰也沒想到這是在創造歷史，更沒想到這些農民同志實際上已為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改革破了題。
經過兩年的爭論和試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體落實的。當時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簽五年。趙安邦作為文山古龍縣劉集公社黨委書記，參預了大包乾的實施過程，深切體會到了一代農民心靈的顫動。錢惠人的父親三老爹簽過合同後，蹲在自家承包的八畝六分地里，一夜沒回家，回家後就對錢惠人說：「黨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給咱了，庄稼人看見亮了！」
錢惠人時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分管民兵訓練和治安，工作一直幹得很不錯，可家裡包了八畝六分地後，立馬變了個樣，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親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氣得趙安邦幾次在黨委會上批小農思想。在趙安邦看來，錢惠人骨子裡就是個只注意眼前利益的農民，和那些農民們一樣，都把這五年承包期當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致富機遇，似乎這種機遇是天上掉餡餅，一旦抓不住，餡餅就沒了。這種心態也不奇怪，當時畢竟還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未來的路到底怎麼走，誰心裡也沒有數。但錢惠人畢竟不是一般農民，到底在自家的八畝六分地上發現了真理，他第一個提出：把土地分給農民！
這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事。這年五月，趙安邦由時任縣委書記，其後升任地委副書記的白天明提名推薦，出任了古龍縣主管農業的副縣長，錢惠人繼任劉集鄉黨委書記。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輪承包到期，第二輪承包即將開始。
就在這節骨眼上，錢惠人坐著鄉政府的破吉普，跑到縣城招待所，向主管副縣長趙安邦做了個彙報，先大談了一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怎麼發生了巨大威力，鄉里的農業形勢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繼而，試探著提出，「趙縣長，這……這地還繼續包下去嗎？咱……咱們能不能思想解放些，乾脆把地分給農民算了！」
趙安邦大吃一驚，「把土地分給農民？錢胖子，你該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和分給農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這連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錢惠人不服氣，「怎麼就不能想呢？中央說了，現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趙安邦根本聽不進去，手直擺，「這和解放思想無關，地委、縣委都不會考慮的！你在我這兒說說也就算了，和別人這麼四處胡說，小心縣委擼了你的烏紗帽！」
如果錢惠人就此被嚇回去，如果沒有一個多月後縣委關於承包年限的爭執，沒有白天明大膽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許就沒有那場分地風波了，新來的省委書記劉煥章也不會注意到他。可那天錢惠人沒被嚇回去，仍堅持要試著搞「二次土改」。
錢惠人說了許多理由，「趙縣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吧？既然實踐證明地在農民手上年年大豐收，為啥就不能分呢？咱們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的！現在只把地包給農民，農民都不放心，擔心政策會變！隨著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劉集鄉去年和今年雖然都豐收，產量可不如頭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愛惜，連我爹都不用農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絕，從去年開始就用鹽水澆地了。這麼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結了，變成鹽鹼地了，咱們又是個農業大國，總得有個長遠的打算是不是？」
這些情況，趙安邦實際上都清楚，過去他是公社黨委書記，如今是管農業的副縣長，怎麼可能不知道這種情況呢？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開的一次農業會議上提出，希望第二輪承包的期限能適當延長。可話還沒說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長的好一頓批評。因此，他便把這情況如實和錢惠人說了：「……惠人，你想想，省里連延長承包期都不同意，怎麼能允許分地呢？你不想讓我干這副縣長了？」
錢惠人當即譏諷說：「趙縣長，過去你還說我小農意識，你呢？什麼意識？是當官意識吧？就怕省委、地委擼了你的烏紗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崗村的農民！」
趙安邦火了，「錢胖子，你別說我，說你：你狗東西是不是想當地主了？」
錢惠人的回答不無精彩，「想當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們，是劉集鄉的那些農民，他們個個都想當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們一個個去問吧！」
這次談話雖說不歡而散，卻給趙安邦很大的觸動：錢惠人說得不錯，幾千年來，哪個中國農民不想成為土地的主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無關？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誰敢這麼做啊？
趙安邦再也沒想到，地委副書記白天明就敢這麼做，這個土改工作隊隊長的後代，竟和錢惠人想到一起去了，於是，便有了震驚全省的那場古龍縣分地風波。
分地風波肇始於春節前夕的一次縣長、縣委書記聯合辦公會。這個記憶應該不會錯。那時他只是農業副縣長，還不是縣委常委，如果開的是縣委常委會，他就沒有出席的資格了。還有兩個細節他也記得很清楚：其一，調任地委副書記沒多久的白天明專程趕到縣裡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前，大家還一人出了五塊錢，集體請白天明吃了頓飯。其二，主持會議的不是時任縣委書記的劉壯夫，劉壯夫正在省委黨校學習。主持會議的是縣長於華北。於華北從地委組織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下來沒多久，同志們私下裡都再傳，說於華北只是下來鍍鍍金，以後還要回地委當組織部長的。
那天的議題是討論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規定得很明確，再續訂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為地委領導的白天明卻在會議一開始就定調子說：「文件歸文件，各縣有各縣的情況，我看也不必拘泥於上面的規定，思想可以解放一點，只要有利於將來農業的發展，有利於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能突破的東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這麼一說，趙安邦心裡又活動了，隻字不提省農業會議上那位副省長的批評，明確提出了延長承包期，「白書記的意見我贊成，上面規定的承包期看來是短了點！為什麼就不能簽個十年、二十年呢？這陣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錢惠人和許多鄉村幹部向我反映，我們農民同志普遍擔心政策會變，都在搞短期行為！」
於華北證實說：「是的，是的，安邦說的這種擔心是客觀存在的，農民還是心有餘悸啊，被過去的政治運動搞怕了，有人就當著我的面說，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來，我們還是要利用這次二輪承包多做解釋工作哩！」
趙安邦沖著於華北搖頭苦笑，「於縣長，怎麼解釋？誰相信咱們的解釋啊？農民是注重實際的，最好的解釋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大一點，就搞個第二次土改，乾脆把土地一次性地風給他們算了！」
分地的話頭幾乎沒經過大腦的思索，就這麼鬼使神差地脫口而出了。
於華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鄭重提醒說：「哎，哎，安邦，這種場合，你這同志別胡說八道啊！搞大包幹人家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還想分地？這不是授人以柄嗎？再說，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質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應該說，於華北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趙安邦和於華北在文山頭一次共事，二人一個縣長，一個副縣長，住在同一個縣委招待所，公私兩方面的關係都很好，分地風波發生前，趙安邦和於華北的關係遠遠超過和白天明的關係。多年過後，有件事趙安邦仍記憶猶新：於華北那時煙癮很大，一天要抽兩盒煙，可卻出於謹慎，從不收受下面送的煙。趙安邦不抽煙，卻老有人給他敬煙，趙安邦便收集起來，一次次集中送給於華北，什麼牌子的都有。搞到後來，乾脆是趙安邦搞不正之風，每月收熟人兩三條煙，送給於華北，讓於華北既有煙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於華北謹慎持重，卻並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過趙安邦後，又說：「一包五年的政策規定，按說不好隨便突破，但是，白書記和安邦說得都有道理，我們的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可以考慮一包十年，我們也少一點折騰！」
白天明和與會的縣長、書記、常委們都沒再說啥。趙安邦也沒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發言時的一時衝動，誰都知道不可能實行，於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會之後，白天明卻把趙安邦悄悄叫到了縣委招待所，綳著臉問：「我說安邦同志啊，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還是劉集鄉黨委書記錢惠人的主意啊？」
趙安邦那當兒還不摸白天明的底，擔心害了錢惠人，打哈哈說：「這事和錢惠人沒啥關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