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剛總也想不明白，趙安邦咋對他有這麼深的成見？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隨省委工作組到寧川搞了場現在看來是錯誤的整頓，他真沒做過啥對不起趙安邦的事。在四個多月的整頓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幾個範圍不同的場合作了幾場學術報告。報告也不是他要做的，是於華北和工作組領導安排的。他是經濟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蘇聯坎托洛維奇的數理經濟學，於華北就鼓動他給那些大幹資本主義的寧川幹部洗腦，糾正某些同志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錯誤認識。他頭腦一熱，有點不知輕重，便大肆報告起來，大談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的區別，為計畫經濟學正名。其中有一次趙安邦也去聽了聽，據說沒聽完就掛著臉走了。
馬鋼憲法實際上不是什麼憲法，而是蘇聯馬格尼托爾斯克鋼鐵公司總結出的一套管理體制，其核心內容是專家治廠、科學化管理、強調經濟核算與計畫的平衡。鞍鋼憲法當然也不是憲法，而是鞍山鋼鐵公司以政治運動和大轟大嗡搞生產的一種中國模式。雖然二者同屬計畫經濟範疇，但前者體現的是理性而科學的計畫原則，各種經濟指標都是以最優化模式計算出來的。據方正剛讀研時掌握的資料，最早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生產函數的並不是西方國家，而是蘇聯。一九七七年蘇聯在聯盟一級就有三千多個經濟指標來自電子計算機的最優化計算。以坎托洛維奇為代表的一批數理經濟學家應運而生，不但構成了蘇聯經濟學的主流派別，還獲得了世界性聲譽，瑞典皇家學院就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坎托洛維奇博士。而中國的鞍鋼憲法體現的則是長官意志和命令原則，主觀隨意性很大，毛澤東突發奇想，要趕英超美，鋼鐵元帥就升了賬，結果只能導致災難。因此，方正剛斬釘截鐵地斷言，中國式命令經濟的失敗絕不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失敗！
不可否認，那時的他是計畫經濟的支持者，是少年馬列派，正因為如此才得到了於華北的欣賞。於華北總和他開玩笑，稱他為方克思。在寧川整頓期間，他實際上成了於華北的秘書。可他當時太年輕，對於華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顯示知識才華的同時，弱點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們幾個小夥子總愛湊在一起打撲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來了，為此沒少挨過於華北的罵，還被於華北沒收過幾副牌。不過於華北罵歸罵用歸用，還是破格將他提為了市委副秘書長。當時寧川還沒升格，副秘書長不過是副處級，可權力影響卻是正處級也沒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寧川整頓真是他的一個好機遇。如果沒有後來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於華北頭上的代字就取消了，他就有可能從寧川起飛，由市委副秘書長而秘書長，一步步上來，沒準今天已是寧川市長或者市委書記了。不料，鄧小平偏偏南巡了，已被整垮的趙安邦和那個大幹資本主義的班子又奇蹟般復活了，他的霉運也就註定了。當然，現在述說這個事實並不是要否定小平同志的南巡，更不是要否定寧川的超常規發展，不論對趙安邦有多少不滿，方正剛都不能無視一個東方大都市的歷史性崛起，對趙安邦個人的道德判斷不能代替客觀的歷史判斷。
可從另一方面說，歷史判斷也不能替代道德判斷。方正剛認為，從個人道德上來說，趙安邦可真不咋的，沒有容人之量，做得真叫絕，簡直就是還鄉團。帶著新班子殺回寧川沒多久，趙安邦就代表新市委找他談話，馬上進行反攻倒算。
許多年過去了，那次談話的情景方正剛還記憶猶新。那是一個天色陰暗的下午，在市委老樓趙安邦的辦公室。談話期間不時地有人進來出去請示工作，趙安邦就帶著譏諷向這些同志介紹，「認識一下：方正剛，大名鼎鼎的方克思，專門研究計畫經濟的理論家！」最可惡的是當時的副市長錢惠人，錢惠人是趙安邦的鐵杆部下，當場痛打落水狗，拍著他的肩頭說，「方克思，你真可惜了，要是早被戈爾巴喬夫發現，請你去做顧問，也許蘇聯都不會解體！遺憾呀，寧川只怕也沒有你的實踐空間了，你最好還是追隨於華北書記到文山實踐你的高明理論吧！」
錢惠人說這話時，於華北已調往文山任市委書記，他也曾動過離開寧川的念頭，繼續去追隨老領導於華北。於華北也同意了，說如果沒法在寧川站住腳，就調過來吧！可趙安邦那日的態度和錢惠人的話卻深深刺激了他，他心一橫偏就不走了！當時就想，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日後還不知誰走呢！好歹老子也是副處級了，你趙安邦和這幫還鄉團就是看著再不順眼，也沒法把我這副處級拿掉。
趙安邦把話挑明了，「方克思，你這副處級我和寧川市委拿不掉，不過副秘書長不能讓你幹下去了，數理經濟學在這裡肯定沒市場，你想想還能幹點啥？」
方正剛挺傲慢，「趙書記，看您問的，我啥不能幹？給我個市長也照干！」
趙安邦冷冷一笑，「狂妄！一天到晚坎托洛維奇，數理經濟學，你當真以為計畫經濟救得了社會主義嗎？你說得不錯，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沒有真正的計畫經濟，只有長官意志和命令經濟！命令經濟的問題你指出來了，我不持異議。但另一個問題你小夥子想過沒有？放棄命令經濟走向市場，只要遵循市場規律，過渡就比較容易實現；而數理經濟學因其嚴密系統的科學性，根本無法實現這種過渡，只要計畫一中斷，整個系統就會崩潰，蘇聯馬上就要經歷這個崩潰過程！我們的經濟改革在放棄了命令經濟之後，已經不容置疑地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方正剛有些吃驚，「趙書記，這麼說，您……您也研究過數理經濟學了？」
趙安邦手一揮，頗為不屑地說：「我研究過的東西多了，今天不在這裡和你討論！你小夥子還很年輕，知識面比較寬，也有一定的才華，我希望你也能多做些研究！比如，計畫經濟是不是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就一定是資本主義？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這些年來創造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也可以做些實際研究，比如，西方發達國家新城區開發上都有哪些成功範例？當今世界新城市建設有多少可供我們選擇的模式？為我們寧川的跨世紀建設多少做點貢獻！當然你一定要繼續研究坎托洛維奇和數理經濟學也隨你！」
方正剛聽明白了，問：「趙書記，您的意思，讓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趙安邦搖了搖頭，說：「發揮你的專長，去經委經濟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這還有啥好說的？他和於華北走得這麼近，於華北又這麼器重他，趙安邦能讓他發揮專長就不錯了！於是，方正剛便去市經委下屬的經濟研究室做了個副處級的掛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這其間，他開始深入研究東歐和前蘇聯的經濟轉軌。趙安邦談話時對蘇聯計畫經濟系統崩潰的預言竟得到了驗證，其他類似的東歐國家也發生了相同的崩潰，而崩潰後市場經濟的重建卻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他的立場觀點因此發生了動搖和轉變，嗣後結合中國國情和寧川穩步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寫了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有一篇還上了《人民日報》。可趙安邦和寧川市委的大小官僚們就是沒誰看得見，市經委主任換了兩任，經濟研究室主任換了三個，哪次和他都沒關係，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凍著。
這四年是寧川高速發展的好時期。市場經濟在摘掉了姓資的帽子之後煥發出了巨大的活力，來自全國和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資金涌到了寧川這片熱土上。僅一九九五年簽訂落實的項目利用外資即達三百五十多億，一九九六年更創下了五百二十二億的空前紀錄。平心而論，趙安邦和他的班子幹得不錯，寧川的發展速度不但遠遠把他研究的東歐國家拋在了後面，也把中國大多數發達地區拋在了後面，寧川作為漢江第一經濟大市就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管對老領導於華北的個人感情有多深，面對寧川奇蹟，方正剛都不得不承認：劉煥章和當時的省委用對了人，如果真讓於華北在寧川主持工作，也許就沒有寧川的今天了。
恰在這時，他的機會也來了，省委書記劉煥章從一篇論東歐政治經濟體制變遷的論文中認識了他，建議調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來。省委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馬上找他談話，告訴他，準備讓他任政策研究室一處處長，搞宏觀政策研究。不曾想，趙安邦卻指示寧川組織人事部門拖著不辦，他一氣之下，闖到了趙安邦辦公室討說法——這是四年前那次談話後的唯一一次談話，火藥味仍然很濃郁。
趙安邦還是四年前的老樣子，一臉不加掩飾的譏諷，「方克思，你現在不是要搞宏觀政策研究，而是要搞點微觀研究，深入了解中國的國情政情，像主席說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見，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機關去，而是下基層！」
方正剛惱火道：「趙書記，如果這是你的個人建議，對不起，我不考慮！」
趙安邦不咸不淡地說：「哎，為啥就不能考慮呢？你小夥子擔心什麼啊？」
方正剛直言不諱，「趙書記，我擔心解剖麻雀的結果是被麻雀琢瞎了眼！」
趙安邦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