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府在瑪麗亞路拐彎處，大門正對著一個白俄貴族開辦的亞歷山大夜舞台，近旁有條小弄堂，可達聖安東大學後門，右首是個很神秘的機關，進進出出鬧不清是些什麼人。蘇府的主建築是座紅磚紅瓦的法式小洋樓，連閣樓一共三層。樓前後各有一個士敏土鐵柵圍起的院子，前院很大，約有三十坪，除了一個花壇外全是綠草地。後院小一些，且在靠近弄堂的轉角處蓋有幾間同樣紅磚紅瓦的平房，更顯其空間狹小了。最初把庄奉賢旅長和汪小江副官接進蘇府時，是安排在平房裡的。後來怕府中的下人多嘴多舌，旋移入樓底層儲藏室後的一間偏房。近來風聲漸緊，蘇萍不顧父親蘇宏貞的臉色，又把庄奉賢、汪小江轉移到了閣樓上。閣樓素常並不住人，家中下人和來訪賓客也不上去，要比在樓下偏房和平房安全得多。
父親的臉色因此而黯然起來，屢次警告家中主僕人等，誰敢泄露庄旅長和汪副官藏身蘇府的機密，定當逐出蘇家大門。還對家中下人們說過，若是誰怕受牽連，現在亦可自願返籍，蘇家可付遣資，決不勉強。廚師、雜役、門房、女傭七個下人紛紛表示對蘇府的忠誠，尤其是湯喜根的母親、女傭章媽，在蘇家呆了快二十年，聽蘇宏貞如此一說，立時淚水汪汪，生出了不被信任的委屈。章媽哽咽著說，自己是看著三個小姐長大的，喜根、祖根兩個兒子又屢受老爺資助栽培，方有今日，如果坐牢也願陪老爺去坐的。
章媽說的是實話，蘇萍姐妹三個都是章媽帶大的，小時候三姐妹對章媽的感情甚至超過過世的母親。母親生下蘇多身體便一直不好，三姐妹的日常一切，皆由章媽照料，父親曾感動地說過，章媽就是她們的半個母親，蘇家是書香道德之家，日後要給章媽養老送終的。章媽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湯喜根，蘇家出錢讓他讀了中學，後來又給他找了事做，先在書店做店員，繼而到《大華報》做庶務，和蘇萍關係最好。二兒子湯祖根一直在鄉下老家。每年也來幾次，前年因為抗租鬧事，呆不下去了，父親便把他介紹給亨利布廠的師老闆，讓他在布廠寫字間做雜役。戰時，他參加了公民訓練團，拿槍上了戰場，被租界當局拘押，也是父親保出的，蘇家和父親也算對得起章媽母子了。
父親見章媽落淚，也覺出了自己言詞的唐突，便又說，大家對蘇府忠誠，本是無可置疑的，只是如今國難當頭，時局險惡，有些招呼不打不行。庄旅長為國人，為大家，率全旅官兵血戰至最後時刻，堪為國人楷模，我們主僕一致保護他，也是保護自己，保護中國人的良心道德。
父親講得很好，十分難得地把下人們當作和他平等的同志看待了，事後還好言安慰了章媽幾句。然而，在蘇萍看來，父親是害怕了，可能對當初接納庄旅長、汪副官有了悔意。把庄旅長、汪副官轉到閣樓後，父親就皺著眉頭和她說過：「如今只要出事，我就逃不脫干係了。庄旅長他們在樓下偏房，我還可以裝不知道，住到我卧房的樓上，我還有什麼話好說？」說完便嘆氣搖頭。
自去年底母親病逝以後，不論碰到什麼不順心的事，父親從不在她們三姐妹面前發火。父親歸根是個正派的好人，也算有膽識、有氣魄。
父親經常接觸的人卻不好，做了漢奸市長的傅予之不用說了，近期來訪的賓客也多非有靈魂的人物，都還比不得身為德國人的霍夫曼。
霍夫曼已知道庄旅長的身份，來為庄旅長治傷一點不怕，還說希望能早日在對日戰場上看到庄旅長。有時上了閣樓，和庄旅長一談就是半天，搞得父親只好不安地在客廳來回踱步，抽雪茄。
而自稱十分愛國的太平洋商行買辦總理申雅靈，卻以前英國劍橋經濟學留學生的資格奢談抗日之不足取，說是根據中日兩國財力、物力比較，中國和日本能平手開戰需卧薪嘗膽二十年方具資格；而若要戰勝日本，以日本經濟緩慢發展或停滯不前為前提，亦需五十年到八十年。申雅靈得出的結論是，就目前中國國力而言，應力避大戰，減少小戰，以忍辱負重姿態取得國際同情——最重要的是英、美同情，在英、美干涉下，促進東亞變局。
聖安東大學的華人校董，東西洋商業公司的董事長呂艾民則更不是東西，自以為做著校董，便是「教界人士」，做出很有學養的樣子，鼓吹「多難興邦」。
據這位董事長說，過去割讓租界也好，如今日本人佔領也好，表面看來是大災大難，實際並非壞事，叫做「禍兮福所依」！就拿租界來說，原本荒地一片，西洋人一來，洋樓、馬路全有了，電燈、電話全裝了，西洋文明直接地送給了中國。「九一八」日本人佔有了東三省，東三省的工業、市政幾年便大變樣，日本人佔了地盤，就得建設，不建不行，咱中國人又坐享其成。日後，若是英國、法國、日本、美國，也都像俄國那樣來次革命，中國地上的洋樓、馬路、電燈、電話能飛了？還不都是中國的？！因此，呂艾民認為中國斷無必要如此認真打，尤其沒必要在S市認真打。
公開宣布抗日必亡的，是日華銀行董事會主席潘仲良。這位財界大亨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方方面面都崇拜得五體投地，認定中國八十年後也敵不過日本。潘主席主張能忍則安，並進而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應隱忍八十年到一百年，讓日本把中國的國民精神徹底變個樣，才有資格考慮自身的生存問題。潘主席振振有詞地說，也許一百年還不夠，中國人自私自利一盤散沙的劣根性是有遺傳的，非經幾代至幾十代的長久演進，不足以改變。
這些體面人物的高論，蘇萍時常聽到，蘇萍鬧不懂，父親難道就不曉得這些高論的荒謬無恥么！何以不作出必要反應？何以總默默含著雪茄聽任這幫准漢奸，或許是明日的漢奸信口開河？身為大學者的父親留學日本五年，又在西洋各國考察了三年，學貫東西，只要開口講話，自比她這個聖安東大學的畢業生強得多。
後來才明白，這是人心的淪陷。
軍事上的淪陷是突發的，看得見的，而人心的淪陷卻是漸進的，看不見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父親中國人的良心也在慢慢淪陷，從早先在市府聯合電台發表「論抗戰必勝前景」，在《遠東電訊》上領銜緊急呼籲，到今天默默容忍這些漢奸言論，其心靈必然經歷了一番慘烈的廝殺。父親保護庄旅長、汪副官是一回事，心的逐漸淪陷是另一回事——也許正是想力阻良心的淪喪，父親才繼續承擔對庄旅長、汪副官的義務的。
對照同輩人看看，事情就更清楚了，詩人方鴻浩不是參加「東亞反共同盟會」了么？還替漢奸們編起了《新秩序》。湯喜根不是也到《新秩序》做了庶務！他們當初許國的決心呢？全不見了。日本人的槍炮沒有打倒他們，被奴役的環境卻打倒了他們，他們都倒在日本人扶植的維新政府腳下了，這事放在幾個月前，她決不會相信。
方鴻浩和湯喜根開頭都是忸忸怩怩的。方鴻浩來看過她一次，還送了一束鮮花來，說是自己已謀到了新的職業，主編藝文欄目，連《新秩序》的名字都沒敢提，更不必說那個什麼「東亞反共同盟會」了。湯喜根更滑稽，只說自己還做庶務，以為她不知道《大華報》不辦了，開口閉口還是《大華報》如何、如何。她毫不客氣地當場戳穿了湯喜根的把戲，搞得湯喜根臉色蒼白。
對湯喜根是可以罵的，她罵他不知廉恥，不是東西，既對不起自己終身為佣的老母，也對不起蘇家的資助栽培和為人的良心。
但她卻無法改變湯喜根的選擇，這個做夢都想往上流社會擠的傭人的兒子老老實實挨訓，三天之後又到《新秩序》去了，其後便不常到蘇府來了。
對詩人方鴻浩，蘇萍什麼也沒說，權當不知那《新秩序》為何物。方鴻浩巴結她寫稿。她便把方鴻浩在洋浦港陣地上吟誦的「我去了」的詩抄了一遍，冠以《不屈的中國》，寄給了方鴻浩，嚇得方鴻浩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她家謝罪，大談了一通自己是如何的沒辦法，求她千萬別開這種危險的玩笑了。
她什麼也沒說，手往門外一指，要方鴻浩滾。
方鴻浩憂心忡忡，不敢滾，賴在門口可憐巴巴地望著她，大談自己是如何地傾慕她，願像只淘氣的狗一樣圍繞在她腳下。
蘇萍噁心得幾乎要嘔吐，「砰」的一聲關上門。方鴻浩便在門外隔著門板述說，自己愛她是真心的，決無攀附之意，正因愛她，才想在文學上千些名堂。主編《新秩序》藝文，既可自己出名，也可讓她蘇萍出名。他能把她捧成大詩人，而她以大詩人和聖安東大學畢業生的雙重身份留洋英國劍橋或美國哈佛，必將受西洋矚目。
她氣得直流眼淚，隔著後窗看見門房老張，才喚老張過來趕走了方鴻浩。
還是白興德好些，雖說丟了《大華報》庶務主任的職位，生活困頓，卻沒有事敵。她讓雜役錢老伯送了三十塊錢和一些東西去，白興德也帶著太太來拜謝了一回。
白興德說，國難見人心，現在眾人的人心、人格都看出來了，這也是好事。
又說：
「蘇二小姐，你看著好了，我白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