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夜，前總商會會長傅予之一直守在客廳的收音機旁，聽吳煥倫市長的告別講話，且連聽了三遍。
開初，心中很不是滋味，說不出是喜是憂。他雖痛恨國民政府，不贊同中日開戰——尤其不贊同在S市開戰，但既開了戰，他還是真心希望中國人能打勝。中國人竟敗了，這委實讓他難受，然而，敗有敗的好處，非失敗乃到慘敗，不足以警醒政府和國人，則政府和國人註定還要被俄共的抗日挑唆所貽害。再則，S市一敗之後，戰火自然熄滅了，S市民眾的生命財產也少受些損失，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聽到後來，便麻木了，竟以為吳煥倫市長的告別講話不是發表得太早，而是太晚了，市府和國軍應該在市郊作戰結束後，立即宣布S市不設防，讓日軍和平地邁進這座國際性城市。又設想，如國軍不激烈抗拒，則日本人決不會毀壞S市的一草一木。在城裡一打，事情就糟了，炸彈四處響，毀了許多建築不說，還死傷了那麼多中國軍民，把幾乎全城的人口逼進了租界，使租界街頭巷尾四處擁擠不堪。
政府誤國喲！
誤國之舉，不僅表現在S市的作戰上，還表現在其它諸多方面。比如，對民眾不信任，鉗制輿論，封鎖新聞，不到最後時刻，都不對民眾講真話。下午還在籲請更多市民們參加公民訓練團，晚上便宣布S市棄守，前後對照，讓S市民眾們作何感想？！又比如，對各界名流先是請到電台和戲院發表演說、講話，要他們奉承政府，支持抗戰，後來一看情況不妙，又一個個逼人離開，名為保護，實為要挾。不說別的，光他傅予之，前前後後就有市府、國府不下七八個要人找過他，最後竟動用了戴雨農手下的嘍羅，這實在讓人不恥。
他當然不走。他是S市前總商會會長，在國民黨黨天下之前，就做過五省聯軍總司令署最高顧問，國務院高等顧問，榮獲過北京政府的二等大綬嘉禾章，二等文虎章，還被義大利國王頒封過王冠騎尉勛爵，是名揚中外的顯要，又豈能被戴雨農唬住？
吃晚飯前，那個叫曹復黎的傢伙又來了，聲言市府、國府對他日後的安全甚為憂心，希望他能以自身的安危和抗日的大局為重，早日離開S市，去香港或漢口。途中一切事宜，概由市府、國府方面派專人安排，可保萬無一失；又說，如執意不走，市府、國府方面自然會有想法，日軍佔領當局也不會輕易放過他。
他一聽就火了，心中明白，市府、國府對他的安全憂心是假，對他不放心才是真，他們怕他和日本人合作。
卻佯作不知，強壓著火，冷冷地對曹復黎說：
「我六十八歲了，實足老朽，哪還走得動呀？硬要我去香港、漢口，你們就不怕我死在路上？」
曹復黎道：
「兄弟用腦袋擔保您老的安全！兄弟已在『遠東』號郵輪上給您訂了艙位，明日晨去香港。如不願去香港，可去漢口，怎麼走，我們可以再商量。」
他斷然拒絕道：
「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S市的租界里了！S市的中國地界被佔領了，租界沒被佔領！對不對？租界和香港有什麼兩樣？！你們硬要我走，乾脆把我殺了，運走好吧！」
曹復黎呆了。
他嘆了口氣，又說：
「我這一輩子的根基都在這裡，怎麼能走呢？再者，早先吳煥倫市長也說過，要和S市共存亡的，現在甩手就走了，如何對得起本市市民？你去轉告市府、國府的朋友們，就說，我這老朽是不走了，代表吳市長和S市民眾共存亡了！」
姓曹的毫無辦法，悻悻走了，臨走，十分露骨地威嚇說，中央和戴先生希望他自珍自重，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煩，招來殺身之禍。
這就是黨政權的真實嘴臉：順者昌，逆者亡，哪怕國難當頭，也決不忘記提防和消滅異己。這話實際上告訴他，戴雨農的嘍羅們是要給他找麻煩的，他拒絕離開S市本身，已激怒了蔣中央的黨政權，就像以往多次激怒他們一樣。
所謂殺身之禍，他已經歷了兩次，一次是民國十四年秋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署最高顧問，為孫傳芳籌劃軍款時，家門口被人扔了炸彈，沒炸死他，卻炸傷了一個門房。事後有人說，炸彈是奉系的亡命之徒扔的，也有人說，是國民黨人乾的。第二次是北伐勝利之後，他被國民政府作為「封建餘孽」通緝，在租界里被綁架，逃跑時胳膊上吃了一槍。第二次確鑿是黨政權乾的，他清楚，當時租界里的中外報紙也披露過。
這一回，他留在S市不走，戴雨農的嘍羅們是必定要下手的，就是和日本人沒任何聯繫，不和日本人合作，他們還是要下手，問題只是遲一天或早一天罷了。
他不怕，自覺著自己的選擇沒有錯。挑起中日戰端的，是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與他這個「封建餘孽」毫無關係。他留在S市，不是為幫助日本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資本產業，和S市工商界的和平穩定。這種時候，他以既不屬於國民政府，又不屬於日本人的第三者身份出來收拾局面，於國於民都有好處。
又揣摸，姓曹的是否覺察了自己和日本人的暗中來往？是否自己的言行不慎，已被他們抓住了什麼把柄？細想想，又覺著不像，如被那幫傢伙抓住把柄，只怕今晚就不會這麼客氣了，不動手殺他，也得把他強行綁走。
吃過晚飯，家裡繁忙起來，電話鈴不停地響，一忽兒一個消息。
第一個電話是總商會幹事長，也是他女婿李建仁打來的，說是六路日軍全部進入市區，城北區一片大火，日軍沿途搶劫，濫殺無辜，日軍指揮官非但不加制止，反有慫恿之意，連一些掛上日本旗的建築也不放過，女婿盼他速與日本特務機關長西村津太郎少將的代表聯繫，敦請西村少將儘快派憲兵制止這些暴虐行徑。
第二個電話是市警察局袁柏村打來的，聽聲音像很驚慌，袁柏村一再問：日本人是否講信用？自己留在副局長的職位上迎接日本人，日本人會不會把他抓起來殺掉？袁柏村說，為防萬一，他已逃進租界，並買好了次日赴港島的船票。
第三個電話是市教育局庶務科長孫思文打來的。孫思文問他，是否見到了日方代表？並透露說，日本特務機關長西村津太郎已著手籌組特別市新政府，想作為頭號人物啟用的，可能不是他傅予之，而是聖安東大學教授蘇宏貞。孫思文向他大表忠心，聲稱，如蘇宏貞出任市長，就決不合作，寧可到街頭擺瓜果攤。
在那淪陷的夜晚，他頭腦格外清醒，對每個電話的回覆都是恰如其分的。先勸女婿李建仁不要焦躁，更不要在這種時候和日本人對抗，為防意外，他要李建仁先回租界來。對市警察局副局長袁柏村，他信誓旦旦地保證，留在S市不但生命有保障，日後還有大幹一番事業的機會。他明確要求袁柏村退掉船票。而對孫思文卻說，自己原沒準備出任什麼市長，日本人也未許諾過要他做市長。因而，蘇教授如能出首收拾局面，實在是極好的事，自己樂於全力相助，也希望致力於中國和平的各界朋友和同仁，鼎力助之。
這是真心話。他傅予之真不想在這時候出任市長。他留下來維持局面，是迫不得已的事，根本沒想過要升官發財。他六十八歲了，早已過了野心勃勃的年齡。他要做的僅僅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保護這座國際性城市，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蘇宏貞出面組織市政府也許比他要合適，此人是著名學者，早年又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過政治經濟，和日本政界、軍界、商界許多要人都熟悉，辦起事來自會比他更順手，況且，蘇教授年輕，只四十七八歲，正是一展身手的時候。
當即給蘇府撥了個電話，婉轉地將這一消息告訴了蘇宏貞。蘇宏貞大為驚訝，問他流言蜚語是從哪來的？他答道，不是流言蜚語，是較可靠的消息。蘇宏貞執意追問，他才端出了孫思文來。並說孫思文的太太是日本人，和特務機關長西村少將的太太過往甚密，消息是可靠的。蘇宏貞憋了半天才說，日本人怎麼想，是日本人的事，他蘇宏貞只不過是個窮教授，且還有點氣節，斷不會和日本佔領者合作共事。
蘇宏貞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傅予之有些尷尬，想再往蘇府撥個電話，講一講為國為民站出來收拾殘局的必要性，可卻撥不通了。要繼續撥時，日本興亞銀行恆產株式會社經理田原打電話過來了，很急切地問：
「是傅先生嗎？」
他應了一聲：
「是。」
「好！傅先生，西村少將要見你，我們馬上到府上拜訪！」
他未及說上一句話，田原那邊的電話已掛上了，他不禁有些悵然若失。
恰在這時，兒子進來了，情緒激動地向他報告了文傑司克路口最後一支國軍隊伍進入租界的情況。勸他聽從市府、國府的勸告，早日離開S市。
他問兒子：
「那麼，S市的局面怎麼收拾？中國人的生命財產誰來保護？」
兒子訥訥地道：
「反……反正您……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