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副司令員的兒子，和尋常百姓就是不一樣，中國社會還沒進入小康水平，人家的住房就完全賓館化了。三室一廳的房子全吊了頂，全貼了高級牆布，都鋪了地毯。三個不同用場的房間三種格調，燈光設計美觀合理，其中一個房間還安了空調。衛生間和廚房也現代化了：衛生間有電熱水器可以四季洗澡，軟管和水龍頭不是平常百姓家用的粗劣貨色，而是賓館裡用的那種進口設備，就連洗手池牆上的鏡子上也印有一塊「USA」的標記。廚房看樣子從未開過伙，但設施一應俱全，有管道煤氣，全套不鏽鋼灶具和餐具，還有一台未開箱的日本松下微波爐。
鄧代軍從老校長司徒效達家出來，重踏進自己借住的503室，大有天上地下的感慨。老校長和方老師一輩子辛辛苦苦，到老落下了啥？啥也沒落著！所有傢具都是舊的，除了一台14英寸的彩電，幾乎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不知老校長到沒到503室來過？鄧代軍估計老校長沒來過，老校長和他們去世的方老師都是很清高的人，不會像他一樣高攀這樣人家的，503室的一切要在老校長看來，恐怕是不可想像的。
在老校長那裡.鄧代軍很不好受，總有一種做了虧心事的感覺。其實他沒做任何虧心事，也沒有啥對不起老校長和方老師的地方，更不該對老校長今日的生活負責，可那因虧心而生髮出的愧疚感就是排遣不開。潛意識中老認為自己欠了老校長一點什麼，是什麼卻又根本說不清。
現在，置身於503室的現代化氣氛中才驟然發現，他欠老校長的是開始墮落的人格。他的清白人生從3天前住進這套房子開始便完結了，他苦心鑽營，給張副司令員——范旭虹的公公寫回憶錄，得以住進這套根本不屬於他的房子里。含而不露的老校長把這看作做一種交易，心裡大概會想，當年那個要當作家的中學生，如今咋也變成生意人了？
他是生意人么？好像不是。從15歲那年寫出《墓草青青》，他就一直做著作家夢的，後來上大學學的也是中文系，范旭虹就是他在大學中文系裡認識的，中文系學生會辦了個油印刊物叫《人世間》。他和范旭虹都是《人世間》的編委。范旭虹比他高兩屆，年齡也比他大許多，但因為《墓草青青》的緣故，對他很尊重，有什麼話都愛和他說，把他看做小弟弟。
那時候，范旭虹還沒和張副司令員的兒子張尋戀愛，追她的是中文系的幾個大小夥子，其中有一個是不修邊幅的現代派詩人。現代派詩人長相不錯，也有才華，愛范旭虹真是愛得發狂，甚至以自殺相要挾，范旭虹也沒嫁給他，而是嫁給了張副司令員的兒子，學電子計算機的張尋。
對范旭虹這一選擇，鄧代軍當時很不理解，曾在一次聚會後問過她：
「你為啥這麼做？張尋是學電子的，長相才華各方面也都不如追你的那個浪漫詩人……」
范旭虹笑笑說：
「小弟弟，你不懂，浪漫也好，詩歌也好，都是不能當飯吃的，一個人首先要活得好，然後才能談到這些奢侈的東西。張尋的父親是副司令員，和他結婚我的一生就有了依靠。」
鄧代軍覺著不可思議：
「這是不是太……太俗氣了點？難道人的一生就是為了自己生活得好些么？就沒有其他追求了？」
范旭虹說：
「有人可以有追求，有人卻不行。比如說你，你有才華，上中學就寫出了《墓草青青》，你可以按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去當一個作家。可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搞文學創作的料，況且我又是女人……」
這次談話後沒多久，范旭虹那屆同學就畢業了。畢業後，鄧代軍再沒見過范旭虹，只聽說她穿上了軍裝，分到軍區報社當記者，和張尋很快結婚了，日子過得很好。再後來又聽說，張尋去了美國，讀博士研究生，范旭虹則打著軍區的招牌到深圳辦了個公司，個人承包，很發了點財，繼而又跳槽了，自己單幹。
這期間，鄧代軍差不多把范旭虹忘了，在鄧代軍看來，范旭虹只不過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個匆匆過客，而且，是個並不值得長久留在記憶中的過客。范旭虹的選擇證明了她的鄙俗，他鄧代軍卻不是鄙俗的人，根本不可能再和這種人打交道。他的人生榜樣是老校長司徒效達和方老師。
1982年考上大學後，方老師和他說過，要他認認真真地幹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維護自己人格的尊嚴，決不做有損於尊嚴和良心的事。他記下了，也這麼做了。
大學畢業時，許多人找門路，托關係想分到北京、上海，安排個好工作，他沒這麼干，結果，就被分到這裡的教育局，又分到郊區當中學語文教師。在他們這屆學生中，他分的工作單位是最差的。
好在後來的機遇不錯，報社、電台、電視台等6家新聞單位，在市委宣傳部的主持下公開招考編輯記者，他才憑著《墓草青青》和近50萬字的作品，躋身報界。
分到郊區中學時，鄧代軍沒好意思去見方老師和老校長，當了報社記者，才去了，興奮地和方老師、老校長說：
「你們的話是對的，到任何時候都要憑本事吃飯。這麼做可能一時會吃虧，但從長遠看卻是不會吃虧的。」
方老師笑問：
「是不是因為今天如願進了報社才這麼說呀？」
鄧代軍道：
「不是。就算這次沒考上，我還會這麼說的。做人要有做人的原則，在這方面，你們都是我的榜樣。」
老校長說：
「這就好，任何時候都不要媚俗，都不要當生意人！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變作一場交易……」
鄧代軍很自豪地聽著，覺著自己和自己崇敬的方老師、老校長一樣，渾身充滿人間正氣。
可是，後來呢？後來是怎麼了？他鄧代軍怎麼會和范旭虹又攪到一起去了？那個在人生旅途上已和他擦肩而過的女人，咋又闖入了他的生活，並且改變了他的生活？
人生有時真難預料！
——報社的記者生涯並不像鄧代軍想像的那麼好，到報社記者部不到兩年鄧代軍就闖了禍：一個已調到省里的大人物，在主持本市基建工作期間收受承包單位5台彩電和約6萬現金的賄賂，案發被捕，鄧代軍據實寫了一篇長篇通訊，報社總編不同意發，說是要聽上面的招呼。後來，全國性的報紙發了新聞，總編還是不讓發，又強調說，我們報紙也發過消息的，通訊就不發了。鄧代軍一氣之下，把通訊稿寄給了一家有名的法制雜誌，那家雜誌全文刊發了。總編大為惱火，說他出風頭，違反新聞紀律，逼他寫檢查。他不寫，總編便停了他的職，一停就是3個月。到今年4月，記者不讓他幹了，讓他干副刊。
到副刊部，又遇上了新的麻煩：一個副刊部總共只5個人，卻有3個寫詩的。部主任自稱工人詩人，第一副主任自稱民歌專家，還有一個副主任不寫詩，卻專搞詩歌評論。3個愛詩如命的頭明爭暗鬥，底下兩個老編輯也分庭抗禮。兩個老編輯，一個是市美學協會副主席，一個有主任編輯職稱，牛皮比3個主任還大，開口閉口就是「我們當年如何如何」。
這麼一來，一個小小的副刊部，有時就鬧得不大太平了。
鄧代軍頭一天到副刊部上班，正碰到民歌專家在發副主任的脾氣。副主任發完脾氣，工人詩人又發了主任的脾氣。後來，兩個人都到總編室理論去了。理論完回來，兩個主任才綳著臉和他談工作。兩個主任雖說剛鬧過矛盾，但在對付他的問題上卻是極一致的，都和他說，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班接電話，搞內勤，連自然來稿都不讓他看。
過了好一陣子他才知道，他們這張一周兩期的副刊版面竟讓原來的5個老人分了，每人巴掌大一塊，自己在上面耕耘，也把其他報刊編輯的大作拿來交換髮。
這真是豈有此理！
鄧代軍怒不可遏地去找總編。
總編說：
「你這個小夥子是咋搞的嘛？咋盡看陰暗面呢？這算什麼分版面？這是責任制嘛！」
鄧代軍說：
「那好，我也參加責任制！」
總編桌子一拍：
「你這是狂妄！到報社才幾天呀？就想和老同志平起平坐了？你現在要好好向他們學習，給他們當助手！你今年多大？不過二十幾歲吧？怎麼可以這樣呢？啊？」
這次的打擊是慘重的，鄧代軍差點氣出一場病來。他想過乾脆調走，哪怕再回學校教書也好，反正不受這種窩囊氣！
也是巧，正在這時候，范旭虹出現了，是完全意外地出現在他面前的。他下班出門，在報社門口迎面碰上了到報社廣告部做廣告的范旭虹。范旭虹一身珠光寶氣，還化了妝，已模樣大變，他沒認出她，倒是她認出了他：
「喲，鄧代軍！咋混到這鬼地方來了？」
鄧代軍點了點頭，連話都懶得說。
范旭虹看出來了：
「看你臉掛的，好像不高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