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間屋子和一個小客廳都空空蕩蕩的，司徒效達的心也空空蕩蕩的。電視大開著，畫面不停地變幻，司徒效達獃獃坐在電視機前，卻不知電視里在說什麼。開初的新聞還有些印象，似乎說蘇聯的事，後來全記不住了，耳邊響著前言不搭後語的胡話，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飛旋的色彩，唯有空虛的感覺是真實的。司徒效達覺著，自己像一片乾癟的蚌肉，正可憐地萎縮在這套房屋構成的巨大蚌殼裡。
自從3天前為老伴方碧薇開過追悼會，司徒效達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軀體一起化作煙霧，升上了天空。屬於他的，除了無休無止的空虛，便是一個個苟延殘喘的長夜。人生的壯劇在經過長達67年的演出之後，現在已進入尾聲，就要謝幕了。他再沒有什麼可牽掛的，老伴已經走了，他和老伴的學生們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們將自己擔當起他們要為這個世界擔當的責任，再用不著他們為他們操心費神了。
追悼會上來了不少學生，花圈堆滿靈堂。學生中，年歲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幾歲了。有幾個還是專程從外地趕來的。哀樂聲中，他們一起垂下了頭。好多學生都說：「老校長，方老師不在了，我們照應你！我們都是你的學生，也都是你的兒女。」有兩個學生還要接他到家裡去住些日子的。他謝絕了，他說，他得靜一下，得想想，好好把這一生都想想。
他的兒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兒子早已離他遠去。現在，他沒有兒女，沒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權力、家產，他一生的財富就是寶貴的回憶，這財富誰也奪不走，只屬於他和老伴。老伴走了，這財富將伴著他度過生命的殘餘歲月。
一切都像發生在昨天。站在靈堂里，司徒效達就想起了重慶沙坪壩的校禮堂，那禮堂中央掛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兩邊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國民黨黨旗。德高望重的校長在講話，講民族的危亡，講國難時代青年的責任，講得許多流亡學生熱淚盈眶。
就是在那次時局演講會後，國民政府發起了青年學生從軍運動，蔣中正委員長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口號。大後方的高中學生和在校大學生紛紛參軍，都準備以自己年輕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軀去共赴國難。司徒效達正上大二，他幾乎沒加考慮，就和許多同學一起，集體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第一批穿上了軍裝，一個月後被分配到中國遠征軍駐印度新一軍服役。
這時，緬甸還大部被日軍佔領著，中緬公路——就是那條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軍的日夜轟炸中時通時斷。司徒效達和同學們無法經中緬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飛機。這是司徒效達第一次，也是後來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飛機。在飛機上，他幾乎把膽汁都吐出來了，到印度下飛機3天後，地面上的營房還在他眼前飄飄乎乎轉，鬧得同學們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認識了方碧薇——今天過世的老伴。那時老伴只19歲，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驕傲的年齡。方碧薇在新一軍醫院當護士，每逢周末總有一大幫中國軍官和盟國軍官找她跳舞，司徒效達記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軍顧問處主辦的一次舞會上第一次見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華爾茲，讓他產生了從未有過的躁動，那唯有年輕的生命才可能生髮出的躁動。
他開始給她寫信，找她約會——儘管在當時這是被禁止的。他還在野外操練中故意摔傷了腳脖子，住進了她的醫院。是的，是她的醫院。在醫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設法找尋機會，終於在一個同去散步的晚上，衝動地擁抱了她，帶著幾分魯莽吻了她。
這一吻是歷史性的，不論是對他，還是對她。這一吻決定了他們今後註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開了。後來的苦難離他們那個幸福的晚上還很遠，他們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氣息。兩個純情的中國青年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在一片平靜的藍天下，發誓相愛。他們帶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唱著《畢業歌》開始了後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人生……
在印度短暫而甜蜜的歲月一眨眼就過完了，接著而來的是中國遠征軍的全面反攻：光復密支那。佔領曼德勒。中緬公路被打通。盟軍攻克仰光。沒多久，《波茨坦公告》發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隨著日本的投降，1945年夏秋之交，駐印軍新一軍帶著全套美式裝備班師回國。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可以不回國的。方碧薇一家都在印度，是華僑，父親還是新德里有名的僑領，方碧薇是在印度參軍的。當時，方碧薇的父親已直接找過新一軍軍長孫立人，要他們倆留下來結婚並定居印度新德里。然而，司徒效達不同意。方碧薇為了司徒效達，也為了她勝利了的祖國，回絕了父親已作好了的安排，隨軍醫院的軍醫護士們跳上美式十輪大卡，踏上了緬甸的國土，經中緬公路回了國。
車隊駛抵怒江邊，遠遠看到祖國的鋼鐵惠通橋時，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哭了，這種對祖國的感情是任何語言都道不出的。後來，當許多苦難向他們襲來時，正是那怒江，那惠通橋，給了他們以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從沒有因為1945年跨過惠通橋而後悔。
回國以後就是學生軍的複員。大學生活重又開始了。司徒效達在聯大繼續他的中國文學專業，方碧薇則考取了中央大學。這一來，原定回國完婚的計畫推遲了4年。而在這4年中，中國大地又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是帶著無限欣喜歡迎這個新時代的，為了這個新時代的到來，他們都在共產黨員學生的領導下，參加過反飢餓，反內戰的示威遊行。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的消息傳來時，他們和那些黨員學生們一起跳躍歡呼。他們並不明白這個正迎面向他們走來的新時代將給他們帶來什麼。他們天真地認為，祖國從此以後將永遠擺脫災難的深淵，他們可以好好乾一番無愧於後人的事業了。渡江戰役勝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批吸收青年知識分子入伍，他們帶著這種美好的夢想，在南京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被分配到華東軍政大學當文化教員。
應該說1949年的5月還是美好的，這份美好一直延續到1956年的春天。在這段日子裡，他們是軍政大學文化速成班的老師和課外輔導員，那些用槍杆子打出了這個新時代的將軍們卻是他們的學生。按年齡，這些學生們幾乎個個能做他們的父親，然而，這些父輩學生們對他們都非常尊敬。今天回憶起來，司徒效達還認為，這些父輩學生是他一生中教過的最好的學生。那時候，政府和社會都是尊重知識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於摘掉文盲帽子的將軍們人前背後都稱他和方碧薇老師，連小鬼都不能喊。記得有個山東籍的副師長和方碧薇開玩笑，在課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評，還在黨小組會上做了檢討。
後來發生的一切卻糟透了。1956年春天，整編和授銜開始，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雙雙從部隊轉業下來，脫下軍裝，從南京來到本市東方中學教書。到東方中學沒多久，便趕上大鳴大放，司徒效達和方碧薇奉命鳴放，就學校的教學問題提了些中肯意見——具體是些什麼意見，現在已記不清了，可那份真誠和中肯卻是記得清的，他們儘管已脫下了軍裝，骨子裡還把自己看作軍隊中的文化人，在東方中學的同事中談起軍政大學的生活和工作，還不免有幾分傲氣。恰是因為那份真誠中肯，和摻雜其中的傲氣，司徒效達和方碧薇先後被打成右派，司徒效達是1957年頭一批劃右的，是極右，方碧薇則是1958年補劃的。
校黨支部書記在全校教職工大會上說，這叫老賬新賬一齊算。說他們原就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反動分子，上大學時就參加了三青團，其後又在重慶加入最反動的青年軍，為蔣家王朝賣命……
事情就是這麼滑稽，一腔報國的熱血在這新時代里竟會變成一盆污水！
司徒效達和方碧薇都不願生活在污水中。在方碧薇的支持下，司徒效達從1958年初就開始四處申訴，然而，正因為申訴，又落了個「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罪名，當年底被收審，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5年徒刑。
生活道路從此變得滿是荊棘，被強制改造的過程開始了。司徒效達在勞改農場接受改造，方碧薇戴著右派帽子在單位接受改造。歷史問題和右派言論像兩條巨大的鎖鏈將他們牢牢套住，使他們再也擺脫不了無邊的苦海。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他們都免不了被批倒斗臭的命運。
刑滿釋放後，司徒效達曾以自嘲的口吻和方碧薇說過：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無產者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我們正相反，我們得到的只是鎖鏈，失去的恰是整個世界。」
方碧薇卻說：
「世界並沒有失去，只是世界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司徒效達苦笑道：
「其實對你來說，世界可以變得比想像的還要好。當年在印度你是有多種選擇的。你可以和追求你的某個盟軍軍官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