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氣中瀰漫著迷霧和地獄般的東德工廠散發出來的硫黃味。坦尼婭匆匆從華沙趕來，協助報道東德日益嚴重的危機。她覺得東德像是馬上要心臟病發作了似的。這裡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滯狀態。像是在複製1961年柏林牆豎立前的情況，許多人逃到西方，學校因為缺少教師而關閉，醫院的骨幹人員在不斷流失。留下的人變得越來越失意，越來越憤怒。
東德新任總書記專註於制定和完善有關出國旅行的政策法規。他覺得如果能在這方面讓民眾滿意，其他的不滿也會煙消雲散。坦尼婭覺得他搞錯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為東德人的一種習慣。11月6日，克倫茨頒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許人們得到內政部許可便可出國旅行，隨身可以帶只能買一盤香腸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馬克。這個讓步受到了民眾的廣泛批評。11月9日這天，愈發絕望的總書記要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披露另外一項有關旅遊的法令。
坦尼婭很同情東德人自由國外旅遊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樣的自由。瓦西里是個世界聞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從來沒離開過他的書從沒出版過的蘇聯。他應該以個人名義去接受他的另一個自我所獲得的榮譽，感受對他的喝彩——坦尼婭想和他一起去。
很遺憾，她看不出東德政府會怎樣讓人民自由。一旦讓老百姓獲得自由，東德就不成其為一個獨立國家了——不然當初也不會豎起一道柏林牆。如果允許公民自由旅行，幾百萬百姓會永遠離開東德。西德在婦女權益的問題上很古板，可能算是個保守國家。但和東德比起來，西德簡直像是個天堂。沒有哪個國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之後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因此，克倫茨不會願意讓東德人實現他們的首要願望。
因此，在六點之前去默赫倫路國際新聞中心的時候，坦尼婭並沒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聞發布廳里滿是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攝像機。幾排紅椅子上已經坐滿了人，坦尼婭只能站在發布廳四周的人堆里。外國記者來了很多：他們嗅到了濃重的血腥味。
六點整，克倫茨的新聞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個官員走進新聞發布廳，坐在講台上的桌子旁。他頭髮灰白，穿著灰色的西裝，打著灰色的領帶。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婭喜歡和信賴的那種幹吏。從六點到七點，他將宣布內閣的變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婭對共產黨政府巴結地迎合公眾對改變的需求感到非常吃驚。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少數幾次這種情況出現之後，隨之而來的肯定是蘇聯軍隊的坦克。她極度痛苦地回憶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團結工會的遭遇。不過，據哥哥所說，蘇聯不再有能力或是意願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了。坦尼婭不敢相信這竟然會是真的。她想像著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沒有擔心地書寫事實的情形。他們迎來自由了嗎？真是太讓人難以想像了。
七點，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個公民都可以通過邊境檢查站離開東德，」他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幾個記者提問要求他給出解釋。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鏡，高聲讀出了法令的內容。「不需遵照現行護照要求、不需證明旅行的必須性或家庭關係，就可申請私人的國外旅行。」
儘管都是些故弄玄虛的法律術語，但內容聽上去不錯。有人問：「這部新法律什麼時候實施呢？」
沙博夫斯基顯然不知道這部新法何時推行。坦尼婭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厲害。她猜測這部新的法律應該是在匆忙間起草的。他翻動面前的紙張，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說，「這部法律將不會有拖延地立即執行。」
坦尼婭很疑惑。這條法律的確頒布得蠻快的——但具體會怎樣執行呢？東德公民可以直接駕車到檢查點，然後穿越國境嗎？可新聞發布會卻在沒有進一步信息的情況下結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會酒店的不長路途中，坦尼婭一直在琢磨著該在報道中寫些什麼。穿著皮裝和牛仔褲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卻又骯髒不堪的大理石大廳里閑逛，一邊抽煙，一邊看著一部圖像不好的電視機。屏幕上顯示出新聞發布會的圖像。拿到鑰匙時，坦尼婭聽到一位前台服務員對另一位說：「發布會是什麼意思啊？我們直接可以過去了嗎？」
沒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瓦利在西德賓館的套房裡和前來探望愛麗絲和赫爾穆特的麗貝卡一起看電視。他們打算一起吃頓飯。
瓦利和麗貝卡苦苦思索著西德電視二台七點檔《今日》節目的一篇低調報道。東德人有了新的旅行法，但現在還不清楚這些法令意味著什麼。瓦利不知道家人是否被允許來西德探望自己。「我想也許很快就能見到卡羅琳了。」他沉思著說。
幾分鐘以後，愛麗絲和赫爾穆特到了。一進套房，他們便脫下了冬衣和圍巾。
八點，瓦利把電視調到西德電視一台，收看電視一台的《今日新聞》，但並沒得知更多的消息。
給瓦利生活帶來最大破壞的柏林牆似乎不太可能開放。在一瞬間熟悉的記憶中，他想起了駕駛著喬·亨利老舊的黑色弗拉莫車的揪心一刻，想起了看見邊防戰士跪地拿起機關槍時心頭的恐懼，想起自己狂打方向盤撞向邊防戰士時的驚慌，想起子彈打破擋風玻璃時的困惑。察覺卡車軋過人的時候他感到一陣噁心，但接著他就衝過柵欄奔向了自由。
柏林牆使他不再清白，從他手裡奪走了卡羅琳，奪走了愛麗絲的童年時代。
現在，這個離二十六歲生日還有短短几天的女兒在說：「柏林牆還會不會繼續存在呢？」
麗貝卡說：「我弄不清。聽上去像是他們偶然犯錯打開了邊境一樣。」
瓦利說：「我們乾脆出去到街上看看吧。」
和東德的上百萬人一樣，莉莉、卡羅琳、沃納和卡拉經常收看西德電視一台的《今日新聞》。不像東德新聞節目里政府鼓吹的那些沒人相信的幻象，東德人覺得《今日新聞》里播出的才是事實。但他們卻被八點新聞里模稜兩可的報道迷惑了。卡拉問：「邊境到底開了沒開啊？」
沃納說：「不可能開的。」
莉莉站起身。「我去看看吧。」
最後，四個人都過去了。
走出家門，感受到寒冷的夜風以後，他們覺得街上的氣氛和平時有點不一樣。昏暗照射著黃色路燈的東柏林街道到處都是人和車，這是以往未曾有過的景象。所有人都朝柏林牆那邊去，大多數都是幾個人一起去的。一些年輕人舉手搭便車，這在一周前會被捕。人們和陌生人談話，詢問對方知道些什麼，想知道現在是否真的能去西柏林了。
卡羅琳對莉莉說：「我聽收音機里說，瓦利就在西柏林。他一定是去見愛麗絲的。」她臉上一副深思的表情，「希望他們能夠喜歡彼此。」
弗蘭克一家沿著弗雷德里希大街向南一直走到離聚光燈照射下的檢查哨不遠。這個檢查哨佔據了整個街區，靠他們一邊的是共產主義東德的齊默爾路，另一邊是自由西德的科赫大街。
走近以後，他們發現斯塔德米特地鐵站湧出的人流使得人群越來越擁擠。街上還停著一列車，這些車的司機顯然不知道該不該靠近檢查點。莉莉感覺到一種慶祝的氛圍，但不知道有什麼好慶祝的。她往檢查站那邊看過去，發現檢查站的門並沒有打開。
許多人退到聚光燈照射的範圍之外，不願暴露自己的面容。但一些大膽的人卻走近了檢查站，他們犯下了「未經允許侵入邊境地區」的罪名，很可能因此而被捕，在勞役營里待上三年。
越靠近檢查站，街道越窄，人群也越為密集。莉莉和家人在人群中鑽到了最前面。在燈光像日頭一樣的敞亮前方，他們看見了供行人和車輛通過的紅白兩色門，看見了拿著槍在門前四處巡邏的邊防軍戰士，看見了海關大樓，看見了矗立在這所有一切之上的瞭望塔。在一個玻璃幕牆的崗哨里，一位軍官正對著電話機說著些什麼，說話時不斷做出揮舞手臂的失望動作。
在檢查點的兩邊，可恨的柏林牆沿科赫大街不斷延伸。莉莉感到一陣噁心，從很小的時候開始，這道牆就把家裡的人分成了兩部分，幾乎一直沒能相見。相比於可惡的漢斯·霍夫曼，她更恨這道牆。
莉莉高聲問：「有人嘗試走過去嗎？」
一個站在她身邊的女人憤怒地說：「他們會趕你回來。他們說你必須去警察局申請張簽證。我已經去過警察局了，那裡的人對此卻一無所知。」
放在一個月以前，這個女人很可能對這種混亂的手續聳聳肩，然後無可奈何地回家，但今晚她卻不會這麼做。她仍舊站在檢查站前，不滿地大聲抗議。這個時候，沒人願意回家。
莉莉周圍的人群開始有節奏地大喊：「快開門，快開門。」
聲音弱下去以後，莉莉覺得自己似乎聽到了檢查站的另一邊也有喊聲。她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