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弗蘭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驚。
他們正在收看西德的電視新聞。此刻，東德幾乎每家每戶都在收看西德的電視節目。甚至連共產黨官員也在看：從他們屋頂上的天線角度就可以判斷出來。
莉莉的父母卡拉和沃納、卡羅琳和愛麗絲以及愛麗絲的未婚夫赫爾穆特和她一起坐在電視機前。
就在5月2日這天，匈牙利人開放了和奧地利之間的邊境。
匈牙利沒有偷偷摸摸開放邊境。他們在布達佩斯到維也納之間跨越邊境的海傑什丘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他們也許嘗試著招惹蘇聯展開行動。在幾百名外國攝影記者的鏡頭下，匈牙利政府用這場盛大的儀式關閉了整個國境線上的電子報警器和監視系統。
弗蘭克一家難以置信地看著電視里的這一幕。
拿著巨大斷線鉗的邊防軍人開始切割鐵絲網，然後撿起切割開來的鐵絲網帶走，隨意地堆放在一起。
莉莉說：「我的老天，鐵幕落下了。」
沃納說：「蘇聯人受不了這個。」
莉莉沒父親那麼確定。現如今她對什麼事都沒那麼確定。「除非蘇聯接受，匈牙利人才不會這樣做呢，你說是嗎？」
沃納搖了搖頭。「他們也許覺得自己可以僥倖得手……」
愛麗絲的眼睛亮了。「這意味著我和赫爾穆特可以過去了！」他說。愛麗絲和未婚夫渴望能早日離開東德。「我們可以像度假一樣開車去匈牙利，然後走過邊界。」
莉莉很同情愛麗絲：她希望愛麗絲能碰上她本人沒能遇到的機會。只是穿越邊境不可能那麼簡單。
赫爾穆特問：「我們真能去西方了嗎？」
「你們不能，」沃納手指電視堅決地說，「首先，我還沒見到走過邊界的人。我們先看看有沒有人能走過去。第二，匈牙利政府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會改變主意，開始大肆抓人。第三，匈牙利人如果真的開始讓人離開，蘇聯肯定會派坦克進行阻止。」
莉莉覺得父親也許太悲觀了。沃納七十多歲了，年紀越大越膽小。莉莉在父親經營工廠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一點。他嘲笑為電視機配遙控的念頭，當遙控器變得不可或缺以後，他的工廠才開始迎頭趕上。「看著吧，」莉莉說，「很快就會有人嘗試離開，到時我們就知道是否有人阻止他們了。」
愛麗絲興奮地說：「如果沃納爺爺說錯了呢？我們不能錯失這種機會！我們該怎麼辦啊？」
愛麗絲的母親急切地說：「這種事聽上去很危險。」
沃納問莉莉：「憑什麼你覺得東德政府會繼續允許我們去匈牙利呢？」
「他們必須允許，」莉莉爭辯道，「如果取消幾千個家庭的夏季假期，那真會有人革命的。」
「即便結果對別人來說很安全，對我們也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弗蘭克家的人，」沃納用誇張的語氣說，「你媽媽是社會民主黨的市議員，你姐姐羞辱了漢斯·霍夫曼，瓦利殺死了一個邊防軍人，你和卡羅琳演唱抗議歌曲。另外，我們在西柏林還有生意，他們無法沒收我的工廠。在共產黨人眼裡，我們永遠都是麻煩。很不幸，我們因此總會得到特殊的待遇。」
莉莉說：「因此我們必須採取特殊的預防措施，愛麗絲和赫爾穆特必須加倍小心。」
「不管有什麼危險，我都想去那邊，」愛麗絲斷然說，「我明白會有風險，但我願意承擔這份風險。」她責難地看著沃納爺爺，「你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撫養大兩代人。這是種邪惡、殘忍、愚蠢、接近破產的制度——但還在這裡存在。我想在西方住，赫爾穆特也想。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由富強的社會長大。」說完她轉身問未婚夫，「你說是嗎？」
「是的。」赫爾穆特說，只是莉莉覺得他比愛麗絲更為謹慎。
「你們真是瘋了。」沃納說。
卡拉第一次說話了。「親愛的，這不叫瘋，」她具有說服力地對丈夫說，「沒錯，去那邊的確很危險。但你忘了我們為奔向自由所做的事了嗎？那兒比這兒還要危險百倍呢！」
「我們的一些同伴犧牲了。」
卡拉沒讓沃納繼續把話說下去。「但我們覺得值得冒這個險。」
「那時正在打仗，我們必須擊敗納粹。」
「冷戰對愛麗絲和赫爾穆特來說也是場戰爭。」
沃納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也許你是對的。」他不情願地說。
「很好，」卡拉說，「既然你同意了，那我們就來擬個方案吧。」
莉莉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電視機。電視上，邊防軍人依然在拆卸著鐵絲網。
波蘭選舉那天，坦尼婭和作為參選人的達努塔去了教堂。
這天是6月4日，星期天，藍天上有幾朵白雲。達努塔給她的兩個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替他們梳了頭。馬利克打上了代表團結工會的紅白兩色的領帶，紅色和白色同時也是波蘭國旗的顏色。達努塔戴了一個稻草做的白色圓頂帽，帽沿上插了根紅色的羽毛。
坦尼婭感到疑慮不安。這一切真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發生了嗎？波蘭真的可以選舉了？匈牙利的國境圍欄真的拆除了嗎？歐洲真的在裁軍？戈爾巴喬夫所說的改革和重構是真的嗎？
坦尼婭夢想著和瓦西里一樣奔向自由。他們倆希望環遊世界：想去巴黎、紐約、里約熱內盧、德里看一看。瓦西里將在電視上接受採訪，談到他的著作以及這些年來的隱秘生涯。坦尼婭會撰寫一些旅遊手記，或許還會寫本自己的書。
從白日夢中醒來之後，她卻一小時一小時地等待著壞消息的來臨：設置路障，開進坦克，逮捕不同政見者，實行宵禁，或是哪個穿著蹩腳西服在光頭在電視上宣布他們挫敗了帝國主義者資助的反革命圖謀。
神父告訴會眾把票投給最虔誠的參選人。因為共產黨人都是無神論者，因此他的話具有明顯的導向。講求絕對服從的波蘭神職人員不喜歡自由主義的團結工會，但他們很清楚真正的敵人是誰。
選舉比團結工會希望得來的要快。團結工會必須趕緊籌集資金，租用辦公室，僱傭員工，發動全國性的競選活動，這些都得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完成。雅魯澤爾斯基知道政府組織堅實，隨時可以應付選舉，因此把競選的準備期設定得非常短，希望讓團結工會猝不及防。
但這卻是雅魯澤爾斯基做的最後一件聰明事了。從那以後共產黨人變得毫無生氣，似乎覺得鐵定會贏而懶得去進行競選活動一樣。他們的競選口號是「和我們一起會更安全」，這句口號活像是避孕套的廣告詞。坦尼婭在給塔斯社寫的報道中提到了這個笑話。讓她驚訝的是，編輯們竟然在審核時沒有把這一內容去掉。
在人們的心目中，這次選舉是近十年來波蘭的殘暴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和總要惹麻煩的電工萊赫·瓦文薩之間的一場個人較量。達努塔有張和瓦文薩合影的照片，每個團結工會的參選人都有。在競選活動中，團結工會把這樣的照片貼得到處都是。競選期間團工會發行了一張日報，報紙上的文章基本上都由達努塔和她的女性朋友們所寫。團結工會發散最廣的一張傳單上出現的是加里·庫珀扮演的威爾·凱恩元帥，只不過他手裡拿的不是槍，而是一張寫著「1989年6月4日，我們的大日子」的選票。
也許共產黨在選戰中的無為是可以預料的，坦尼婭心想。畢竟，對選民畢恭畢敬，對他們說「請投我一票」在波蘭精英階層是無法想像的。
被稱為參議院的新的上層領導機構擁有一百個議席，共產黨希望贏得其中的大多數。在坦尼婭看來，比起特立獨行的瓦文薩，被獨裁統治禁錮的波蘭人民更可能投票給熟悉的雅魯澤爾斯基。在被稱為色姆的下議院，共產黨人就更不可能輸了，色姆百分之六十五的席位是預留給共產黨和共產黨盟友的。
團結工會的要求並不高。團結工會成員認為，如果他們能以微弱的優勢獲勝，共產黨人就不得不允許在政府里出現不同的聲音。
坦尼婭希望他們是對的。
彌撒以後，達努塔和教堂里的每個人都握了手。
接著坦尼婭和戈爾斯基一家去了投票站。選票上的內容又長又複雜，於是團結工會在選票站外設了一個棚子，向選民們演示該如何投票。選民不能在心儀的參選人的名字上作標記，而要在不喜歡的參選人的名字上畫上條線。在團結工會助選人員向選民們出示的選票上，所有共產黨人都被用線劃掉了。
坦尼婭旁觀著選民們的投票過程。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自由選舉的經歷。她看見一個衣著襤褸的女人拿著支鉛筆往下移，每當發現一個共產黨人時她的嘴裡便發出滿意的咕嚕聲，然後伴著滿足的微笑在名字上畫上條線。坦尼婭覺得，政府採用讓選民獲得巨大滿足感的劃線方式進行選舉真是太不明智了。
坦尼婭和一些選民談了話，問他們做選擇時心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