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8圍場(1976—1983年) 第五十一章

格雷戈里·別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戰士今年八十七歲,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經沒幾天好活了。

坦尼婭設法把消息告訴了格雷戈里的弟弟列夫。列夫今年八十二歲,他說要乘私人飛機到莫斯科來看望哥哥。坦尼婭不知道列夫能不能獲准入境,但列夫得到了私人飛機的入境許可。前一天他坐飛機抵達了莫斯科,預定今天前來探望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臉色蒼白,渾身無力地躺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對外力很敏感,連腳上床單的分量都經受不了。坦尼婭的媽媽安雅只能在床上放了兩個盒子,用毛毯架了個帳篷,在不讓毛毯觸及的情況下為他保暖。

儘管很虛弱,但坦尼婭還是能感到他強大的氣場。即便是睡覺,他的下巴也好鬥地凸起著。當格雷戈里睜開眼睛時,他的目光仍舊像以往一樣銳利,足以讓工人階級的敵人嚇破膽。

這天是星期日,家人和朋友們都來探望格雷戈里。他們是來向格雷戈里告別的,但嘴上自然不會這麼說。坦尼婭的雙胞胎哥哥德米卡和他妻子娜塔亞帶來了七歲的漂亮女兒卡佳。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則帶來了她和德米卡十二歲的兒子格里沙。儘管年幼,但格里沙已經有了曾祖父的那般震懾力。格雷戈里對在場的所有人慈祥地笑著。「我參加了兩次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他說,「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了。」

他很快又睡過去了。家人們都離開卧室,只剩下坦尼婭和德米卡坐在他的床邊。德米卡的事業有了進步——他現在是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官員,並進入了政治局。他依然是柯西金的下屬,但他們改革蘇聯經濟的努力卻仍然被克里姆林宮的保守派所阻撓。德米卡的妻子娜塔亞已經晉陞為外交部分析司的司長。

坦尼婭告訴哥哥最近為塔斯社寫的一個專題。在目前為農業部工作的瓦西里的提議下,她飛到了土地豐饒的南方重鎮斯塔夫羅波爾,那裡的集體農場正在嘗試著根據收成給農場員工分成。「產量上去了,」坦尼婭告訴德米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克里姆林宮不喜歡分成制,」德米卡說,「他們會說這是修正主義的殘餘。」

「分成制已經實施了好幾年,」她說,「斯塔夫羅波爾的第一書記是個名叫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青年實幹家。」

「他一定在高層有人。」

「他認識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常去斯塔夫羅波爾的一個溫泉浴場。」克格勃頭子患上了令人疼痛難忍的腎結石。坦尼婭心想,如果有人該得如此令人痛苦的疾病,那一定非安德羅波夫莫屬了。

德米卡非常驚訝。「這個名叫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者竟然是安德羅波夫的朋友嗎?」他問,「這個人一定很不尋常,我必須對他多留點兒心。」

「他一定很懂得為官之道。」

「我們需要新思維。你還記得赫魯曉夫1961年曾經預測,蘇聯在生產力和軍事力量兩方面二十年後能趕超美國嗎?」

坦尼婭笑了。「那時他想得太過樂觀了。」

「在過了十五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不僅沒能趕超美國,和美國之間的距離反而加大了。娜塔亞告訴我,東歐國家也遠遠落後於他們的近鄰。那裡之所以沒鬧出亂子,多虧了我們給的大量援助。」

坦尼婭點點頭。「幸好我們有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原料,足可以對付這麼大一攤子。」

「但這還不夠。看看東德吧。我們必須建上一堵牆,才能阻止人們逃向資本主義社會。」

格雷戈里動了動。坦尼婭感到很內疚。她不該在外祖父臨死之際對他的基本信仰提出質疑。

門開了,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來人年齡很大。他消瘦駝背,衣著卻完美無瑕。他穿著一身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服,白襯衫一塵不染,紅領帶泛著亮光。這種穿戴的人只可能來自西方。坦尼婭從沒見過這個人,卻對他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來人一定就是列夫。

他沒有理會德米卡和坦尼婭,而是看著躺在床上的病人。

格雷戈里外祖父看了來人一眼。他知道來訪者,但一時半會兒沒能認出來。

「格雷戈里,」來人說,「親愛的哥哥,我們怎麼都已經這麼老了呢?」他用帶著列寧格勒工廠工人粗野嗓門的老式俄語開口說話。

「列夫,」格雷戈里問,「真的是你嗎?你過去是多麼英俊啊!」

列夫俯身親了親哥哥兩邊的面頰,然後兩人擁抱在一起。

格雷戈里說:「你來得很及時,我就快不行了。」

一個八十歲上下的老婦人跟著列夫走進卧室。她穿著時髦的黑裙子,踏著雙高跟鞋,化了很濃的妝,身上戴了許多珠寶。坦尼婭覺得這樣的穿著簡直和妓女一樣。她很想知道這種穿著在美國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隔壁房間看見了你的孫子和曾孫,」列夫說,「隊伍可真壯大啊!」

格雷戈里說:「這是我一生的幸運,你怎麼樣?」

「我從沒喜歡過的妻子給我生了個女兒,一直跟著我的瑪伽給我生了個兒子,我這次帶來的就是瑪伽。對於我的兩個孩子,我都難說自己是個稱職的父親。我從來沒有你的這種責任感。」

「有了第三代嗎?」

「三個孫子孫女,」列夫說,「一個電影明星,一個流行歌手,還有個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驚,「這是怎麼回事?」

「傻瓜,這種事多了去了。我兒子格雷格——順便說一句,我給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個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這個叔叔厲害多了。」格雷戈里說。兩個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說:「我過了驚心動魄的一輩子,隨部隊席捲冬宮,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納粹的侵略面前保衛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將軍。我對你很是愧疚。」

「對我有愧嗎?」

「你去了美國,無法得到這一切。」格雷戈里說。

「我絕對沒有抱怨。」列夫說。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儘管她痴情於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億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說,「總的看來你吃虧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沒事,」列夫說,「我原諒你。」他的話里有嘲諷的意味。但坦尼婭覺得外祖父似乎並沒有意識到。

沃洛佳舅舅進來了。他穿著將軍制服,顯然正要去參加軍隊里的某個儀式。坦尼婭震驚地意識到這也許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見面。列夫看著眼前從未謀面的兒子。「格雷戈里,」他說,「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兒子。」格雷戈里說。

父子倆握起手來。

沃洛佳什麼話都沒說,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渦讓他完全說不出話了。

列夫說:「沃洛佳,你沒了我這個父親,但失去的並不是很多。」他抓住兒子的手,上下打量起來:沃洛佳穿著鋥亮的軍靴、紅軍的將軍服,身上戴著一排軍功章。他有一頭灰白的頭髮和一雙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說。

離開外祖父的公寓以後,坦尼婭陷入了思索。她考慮著布爾什維主義在哪兒出了錯,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怎麼會演變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車站,準備和瓦西里碰頭。在車上,坦尼婭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寧廢止布爾什維克報刊以外的一切報紙雜誌是不是蘇聯犯下的最關鍵的錯誤。這意味著此後所有的不同意見都得不到傳播,固有的一些觀念得不到挑戰。戈爾巴喬夫被允許在斯塔夫羅波爾做一些改革的嘗試,但這只是絕無僅有的例外。戈爾巴喬夫這類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幹的機會。坦尼婭是個記者,覺得自己可能過分「以自我為中心」地強調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覺得,批評報道的缺乏的確是各種形式的壓迫越發猖獗的一個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經回來四年了。在這段時間裡他精明地恢複了以往的生活。他在農業部策划了一個場景設置在集體農場的廣播教育系列劇。廣播劇除了描寫不忠的妻子和不聽話的孩子外,劇里的角色還討論一些農業的生產技術問題。系列劇里描寫了不聽莫斯科建議的懶散農民,敢於挑戰黨的權威、考試不及格被朋友們拋棄的歧途少年。這個廣播系列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瓦西里藉此回到了莫斯科電台,住上了政府分給認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兩人的會面是私下的,不過坦尼婭經常在工會會議和朋友聚會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來時的那個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體重,氣色好了許多。四十五六歲的他雖然不可能恢複電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臉上的皺紋卻為他平添了幾分誘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樣大。每次坦尼婭見他的時候,他總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們不是瓦西里三十來歲時圍著他轉的十來歲無知女孩,但這些三十來歲的女人也許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們穿著高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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