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亨利的舞蹈團每周六晚在東柏林歐洲飯店的餐館演出，為東柏林的精英以及他們的妻子們表演爵士標準舞曲和流行樂。在瓦利看來，真名為約瑟夫·海因德的喬不是個好鼓手。但他即便醉了也不會影響鼓點，還是音樂家協會官員，所以永遠不會被解僱。
晚上六點，喬開著輛黑色的老式弗拉莫V901小貨車來到飯店的員工入口，他那面珍貴的鼓綁在後車廂綿軟的墊子上。當喬坐在酒吧開始喝啤酒時，瓦利就負責把鼓搬運到舞台上，從皮套里拿出來以後，按喬喜歡的樣式組裝起來。一整套鼓包括帶踏板的低音鼓、兩隻手鼓、一面小軍鼓、一對踩鈸、一面銅鈸和一個牛鈴鐺。瓦利像移動易碎的雞蛋一樣小心地搬運著這些樂器：這是四十年代喬從一個美國兵那裡打牌贏來的美國名牌斯林格蘭鼓，喬永遠不可能再弄一套這樣的鼓了。
搬鼓賺不了多少錢，但作為交易的一部分，瓦利和卡羅琳可以像鮑勃西雙胞胎那樣在中場休息的二十分鐘里進行表演。更重要的是，儘管年僅十七歲的瓦利並不夠格，但他和卡羅琳已經弄到了音樂家協會的會員證。
把二重唱組合的名字告訴英裔外祖母茉黛的時候，茉黛咯咯直笑。「你們怎麼不叫弗洛西和弗雷迪，或伯特和南啊？」她說，「瓦利，你真是把我逗樂了。」原來鮑勃西雙胞胎不像埃弗里兄弟，一提到鮑勃西雙胞胎，人們就想到那對臉頰紅潤的雙胞胎兄妹，以及他們完美的鮑勃西家族。但無論如何，瓦利和卡羅琳都決定要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喬是個笨蛋，但瓦利還是從他身上學到了東西。喬讓自己的樂隊足夠大聲，以免被觀眾忽略，不過有人抱怨這樣很難交談。為了讓團員們高興，每次演出時，他都會用聚光燈對準某個團員，讓他單獨出現在聚光燈下。喬總是會安排一個觀眾喜歡的團員開場，當舞池裡座無虛席的時候就結束了，讓觀眾期待看到更多表演。
瓦利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他將成為一個音樂人，一個樂隊的主唱，舉世聞名，深受喜愛。他打算專攻搖滾樂。共產黨人也許會軟化對美國文化的態度，允許成立流行樂團。稱心如意的話，瓦利也許會找到去美國的方法。
但這些都還遠著呢！現在他只希望鮑勃西雙胞胎可以出名到能讓他和卡羅琳成為全職樂手。
豎鼓的時候，舞蹈團的團員們悄然登上了舞台。表演在七點整正式開始。
共產黨人對爵士樂的態度很矛盾。他們對美國的一切持懷疑態度，但納粹禁止爵士樂，爵士樂成了反納粹的象徵，最終他們因為爵士樂的喜聞樂見而默認了它的存在。喬的舞蹈團沒有歌手，完全可以演奏歌詞中帶有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樂曲，例如《禮帽、白領帶和燕尾服》《裝扮高雅》。
卡羅琳很快就到了，她的到來像蠟燭一樣點燃了簡陋的後台，使灰色的牆和骯髒的角落剎那間都有了生氣。
瓦利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和音樂同等重要的東西。瓦利以前有過幾個女朋友，事實上釣上她們沒費他多少工夫。她們一般都願意和他發生關係，大多數同班同學難以企及的性事對他來說完全不是個問題。但他從沒經歷過對卡羅琳那樣的愛和激情。「我們思想很接近——有時甚至會說同一件事。」有一次他對外祖母茉黛說。外祖母回答：「我明白——你們是精神上的伴侶。」瓦利和卡羅琳可以像談論音樂那樣輕鬆地談論性事，坦言各自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雖然卡羅琳沒什麼不喜歡的。
舞蹈團還要表演一個小時。瓦利和卡羅琳跳上喬的小貨車的後車廂，躺了下來。在停車場昏黃的路燈下，後車廂宛如少女的閨房。車廂里的墊子是天鵝絨的，卡羅琳像個柔弱的宮女一樣坐在墊子上，解開衣服讓瓦利親吻。
他們曾經戴著避孕套做過愛，但兩人都不喜歡用。有時他們不用避孕套，在高潮快到時瓦利及時撤出，但卡羅琳說這樣不能保證不受孕。這天他們用手互相愉悅。當瓦利探進去以後，卡羅琳引導著他的手指，教他如何讓她愉悅。隨著手指的一進一出，卡羅琳發出更像是驚訝的小聲嘆息。
「和你愛的人做愛是世界上第二等快樂的事情。」茉黛對瓦利說。祖父母這輩通常會說出父母不會說的話。
「如果這是第二等，那第一等是什麼？」瓦利問。
「當然是看到孩子們幸福快樂地成長了。」
「我以為你會說是『彈奏拉格泰姆』。」瓦利的這話把茉黛逗笑了。
和以往一樣，瓦利和卡羅琳像無縫對接一樣從性事轉移到了音樂上，好像它們是一回事。瓦利教給卡羅琳一首新歌。瓦利的卧室里有台收音機，他能從收音機里收聽到西柏林的美國電台，可以聽到美國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最新歌曲。這首新歌名叫《如果我有把鎚子》，由一個名叫「彼得、保羅和瑪麗」的美國三重唱組合演唱。這首歌的節奏感很強，瓦利覺得觀眾一定會喜歡。
卡羅琳對歌詞里的公正和自由心存疑惑，生怕因此會惹上麻煩。
瓦利說：「在美國，皮特·西格因為寫了這首歌都被稱為共黨分子了！哪裡都有恃強凌弱的事。」
「這又幫不到我們！」卡羅琳用實事求是的冷酷口氣說。
「反正這裡又沒人懂英語。」
「好吧，」卡羅琳不情願地退讓了，但接著她又說，「無論如何，我不能再做這種事了。」
瓦利很震驚。「你這是什麼意思？」
卡羅琳表情憂鬱。瓦利意識到她不想破壞歡愉的興緻，刻意隱瞞了一些壞消息。卡羅琳有著超強的自控能力。她說：「我爸爸被斯塔西問話了。」
卡羅琳的父親是汽車站的管理人員，似乎對政治不感興趣，不像會被秘密警察懷疑的那種人。「為什麼會這樣？」瓦利問，「他們問了他些什麼？」
「問你的事情。」她說。
「哦，真該死。」
「他們告訴他，你是個意識形態上無法信賴的人。」
「審訊他的是誰？是個叫漢斯·霍夫曼的人嗎？」
「我不知道。」
「我猜是的。」即便漢斯沒有親自審問，他也是這件事的幕後黑手，瓦利這樣覺得。
「他們說再看到我和你公開登台，爸爸就會丟掉飯碗。」
「你還需要聽父母的話嗎？你都十九歲了！」
「但我還和他們一起住呢！」卡羅琳已經高中畢業，但還在專科學校學會計。「無論如何，我不能讓父親失業，我擔不起這個責！」
瓦利很震驚，他的夢想眼看就要毀滅了。「但……我們是如此之棒！觀眾喜歡我們！」
「我知道，真是太對不起了。」
「斯塔西怎麼會知道你在登台演唱？」
「你還記得認識的那天晚上跟蹤我們的那個戴著帽子的男人嗎？近來我見過他幾次。」
「你認為他一直在跟蹤我嗎？」
「也許不是一直。」她壓低了聲音說。即便沒人偷聽，說到斯塔西時人們都會不由自主地低下聲音。「也許隔段時間會跟蹤一次。跟蹤了一兩次以後，他很快發現了你和我的關係，於是又開始尾隨我。查出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後，他們就對我爸爸下手了。」
瓦利拒絕接受無法和卡羅琳一起登台的事實，「我們到西邊去。」他說。
卡羅琳表情痛苦地說：「老天，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過去。」
「經常有人逃過去。」
瓦利和卡羅琳經常談論逃到西邊的事情。叛逃者有的游過運河，有的使用假冒的證件，有的藏在汽車的後備箱里，有的乾脆直接闖關。西德的廣播電台有時會播放叛逃者們的故事。東德的民間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流言。
卡羅琳說：「叛逃不成而被打死的人也很多。」
在渴望逃亡的同時，瓦利也在擔心卡羅琳會不會在逃亡時受傷甚至被打死。邊境的守衛開槍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打死。同時，柏林牆也在不斷發生著改變，變得越來越難以逾越。原來的鐵絲網現在在很多地方變成了帶有聚光燈的雙層水泥牆，之間有些地方還有巡邏的警犬和瞭望的塔樓。柏林牆前甚至造了些防止坦克穿越的障礙物。即便經常有邊防軍人叛逃到西方，但總不會有人開著坦克硬闖吧。
瓦利說：「我姐姐就逃過去了。」
「但她丈夫卻摔成了殘廢。」
麗貝卡和伯納德結了婚，住在漢堡。儘管伯納德沒能完全從墜樓中康復，必須坐上輪椅，但兩個人都成了學校的老師。他們寫給卡拉和沃納的信經常被審查員拖延。雖然有種種的磨難，但麗貝卡和伯納德總算到達了西方。
「我無論如何都不想待在這兒了，」瓦利自嘲般地說，「待在這兒的話，我永遠得唱共產黨批准的歌曲，你不是當會計，就是頂替你爸當個車站管理員。與其這樣，還不如去死。」
「社會主義不會永遠當道。」
「社會主義已經從1917年持續到了現在。如果有了孩子，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