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 13

天上下起了傾盆大雨,阿爾伯特夾著鞋盒,左手包紮著繃帶,緩緩地推開了通往大樓院子的柵門。院子很小,堆滿了門窗側柱、輪胎、破舊四輪車的頂棚、斷了腿的椅子以及一些無用的東西,沒人知道這些破爛為什麼放在這裡,也不知道能用它們來幹什麼。地上凸起一塊一塊的方格,到處都是泥,下過雨的地面積了水,許多地方都形成了水坑,為了不打濕鞋,阿爾伯特只能向前跳躍,一隻腳跨到沒有積水的方格,另一腳又跨向另一個凸起的地方,輕鬆地就通過了這裡。時間一長,地上的瀝青褪去,沒了彈性,他抱著裝滿安瓿瓶的盒子,跳著舞者的腳步……他踮起腳尖,穿過院子,回到居住的小樓,這裡的樓層改建後用於出租,一間房要收二百法郎,和巴黎正常的房租相比,簡直是少得可憐。

6月,愛德華出院不久,他們就住進了這裡。

那一天,阿爾伯特去醫院接愛德華。儘管生活拮据,他還是想辦法找了輛計程車。戰爭結束後,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許多殘廢的軍人回到現實生活中,他們中有各種各樣受傷的士兵,戰爭帶來了一幅令人難以想像的畫面。這個被再一次賦予生命的士兵,拖著僵硬的腿,一瘸一拐地走著,臉上還有一個大洞,這嚇壞了俄羅斯司機。阿爾伯特也一樣,每周去醫院看望他的戰友時,都要被嚇出一身冷汗。出了醫院,外面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就好像牽著動物園的猛獸在大街上閑逛,沒有人會因為這件事說一個字。

愛德華無處可去。阿爾伯特住在七樓的一間小房子里,房頂還有些漏風,屋子裡有一間廁所,走廊里還有一個只有冷水供應的水龍頭,平時,他就在這裡隨意擦擦身體,只有當需要的時候才會去公共澡堂。愛德華走了進去,似乎看也沒看房間就坐到靠近窗戶的椅子上,一會兒看看大街,一會兒看看天空,右邊鼻孔處還插著一根煙。阿爾伯特立馬就明白,愛德華哪裡也不會去,於是,照顧他很快就會成為日常的主要工作。

兩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里,生活立馬變得困難起來。愛德華很高,身上沒有什麼肉,骨瘦如柴,唯一比他瘦的只有爬過房頂的那隻灰貓。光是他一個人就把房間佔滿了。房間本來只容得下一個人,現在兩個人基本上就像擠在戰壕里,壓抑的感覺讓人喘不過氣來。愛德華睡在地上,身上只搭一床被子,白天抽著煙,僵硬的雙腿放在身前,眼睛一直盯著窗外。阿爾伯特給愛德華準備了一些吃的,還有藥劑、吸管、膠皮管、漏斗,在反覆檢查了哪些東西愛德華可以碰,哪些不可以碰以後,他才出了門。整個白天,愛德華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就像凍住了一樣。似乎他就任由自己的生命匆匆流走,就和血從傷口不停流下來一樣。阿爾伯特無法忍受不幸,他編造著各種理由,想快點離開房間。實際上,他只是要去迪瓦爾吃晚餐,因為同這樣一個悲哀的人交談是多麼折磨人。

他感到害怕。

他不停地詢問愛德華對未來的打算,想要知道他要逃避到哪裡去。但是,對話常常在剛一開始的時候就結束了,當阿爾伯特看到戰友那沮喪的表情時,什麼也說不出來。愛德華濕潤的眼是這幅絕望畫面里唯一有生命的東西,那是一個萬念俱灰、無能為力的眼神。

這個時候,阿爾伯特的心軟了下來,他決定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要負責愛德華的全部生活,直到他身體變好,找回生活的樂趣以及開始人生新的計畫。一方面,阿爾伯特認為恢複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持續時間長,得以月來計算,另一方面,又避免去想以月為單位來計算不是個好的方式。

他拿來紙和彩色筆,愛德華畫了一個謝謝的表情,但始終沒有打開包裹。愛德華不算是白吃白住,他不過只是一個空空的外殼,沒有慾望,沒有期盼,似乎也沒有思想。就算阿爾伯特像人們拋棄自己的寵物一樣,把他丟到橋下,立馬轉身跑開,愛德華也不會記恨他的。

阿爾伯特很清楚「神經衰弱」這個詞的意思,他打聽詢問後,得到的答覆都是「憂鬱症」「抑鬱障礙」「情感性障礙」,這些都無所謂,最大的問題是愛德華現在正在等死。不管等待他的是什麼樣的死亡,這都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不過是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過渡,再簡單不過了,沒有多大的改變,向死亡屈服的他,像是沉默寡言或者行動不便的老人,不再期待什麼,只關心死亡的那一天什麼時候到來。

阿爾伯特不斷地和他說話,但房間里只有他一個人的聲音,他就像一個老人,獨自坐在簡陋的房子里自言自語。

「不過,算我運氣好。你雖然悶不吭聲,可是要是一個難相處的人,專門跟我唱反調,那還要更煩呢。」他一邊對愛德華說,一邊攪拌著雞蛋和肉汁。

他嘗試了各種方法來寬慰戰友,希望可以改變他的精神狀態,挖掘出那個從第一天就存在的謎團:愛德華要怎樣才能笑起來呢?在最好的狀態下,他的喉嚨不過也只是發出一些尖銳的聲音,讓你感到不自在,忍不住想要去做些什麼,那就像是口吃的人為了擺脫結結巴巴說話的方式,努力地發出一個音來,這真是令人惱火。不過愛德華很少這樣,也許是疲倦造成的。阿爾伯特沒有成功地讓愛德華笑過一次。另外,自從被活埋這件事情發生以來,這並不是唯一縈繞在腦際里糾纏不清的想法。除了緊張以外,還有持續不斷的焦慮和對未來突發事件的擔憂,反反覆復地煩惱著各種事情,直到累得筋疲力盡。最近他腦子裡又一次出現了那匹死馬的頭。他把愛德華的畫裱了起來,花了不少錢。這也是房間里唯一的裝飾,也可以鼓勵好友重新開始工作,充實過每一天。阿爾伯特常常站在他面前,手放在口袋裡,不加掩飾地讚美著他的天賦和才能,說著,真的,真的,如果愛德華想要……而這些話都沒有用,愛德華只是吸著煙,有時用右鼻孔,有時用左鼻孔,目不轉睛地盯著鋅制屋頂和煙囪看,沉溺在這樣的畫面里。他失去了所有的樂趣,在醫院的幾個月里,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來和醫師或者外科醫生唱反調,不僅僅是因為他拒絕自己新的樣子,也是因為無法幻想未來的生活。時間已經停在了炸彈爆炸的那一刻,一切發生得如此突然。家裡的時鐘出了問題,每天只會播報兩次,這讓愛德華十分難受。從受傷到現在已經過去一年,愛德華也二十四歲了,看似原本屬於他的一些東西再也找不回來了。無論怎樣都應該恢複正常。

他長時間保持一種封閉的狀態,閉著眼睛抗拒著一切,不與外界交流,和其他士兵一樣,保持一種靜止的狀態。這場戰爭創造了一個瘋狂的世界,有的人身體變得蜷曲,有的摺疊,還有的歪七扭八。愛德華的畫,尤其是他畫的莫代,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對外界的抗拒。愛德華認為莫代是一個下流胚,只關心醫學和外科手術的發展,對病人沒有耐心。不管是不是真的,愛德華也不在乎了,他臉上有了一個大窟窿,早就沒有心情去區別好壞。他抓住嗎啡這根救命稻草,弄虛作假、裝病哀求醫生,甚至可恥地偷竊,也一定要拿到醫生開具的嗎啡處方。他可能會想:「即使我最後死於嗎啡,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總是在乞求更多的嗎啡。在愛德華無數次拒絕移植手術、裝假體和假牙之後,莫代教授也放棄了勸告,向士兵推薦最新的外科手術是替他們著想,但是他們不想改變,只是默默地看著我們,就好像炸彈是我們扔的(士兵拉里維埃經常去見精神病科的專家,但是,他從來不回答他們任何問題,十分封閉和固執)。因此,那些專家便總結了一套士兵受到創傷後變得頑固的理論。莫代教授對這些解釋從來不過問,也不在乎,他把時間和知識都花在了他認為值得的人身上。他甚至看都沒看愛德華一眼,就簽了出院證明。

愛德華帶著醫生的處方、幾瓶小劑量的嗎啡和一疊歐仁·拉里維埃的材料離開了醫院。幾個小時後,他來到戰友那間小得可憐的公寓里,坐到了窗前的椅子上,似乎整個世界的重量都壓到了肩膀上,像是判了無期徒刑後,被扔進專屬的小牢房裡。

儘管無法理清思緒,愛德華仍然試圖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是的,他需要考慮錢的問題,他現在能做什麼?自己這麼大個人怎麼辦才好?」愛德華對此沒有想法,大腦就像過濾器一樣,思緒一下就飄遠了。阿爾伯特幹完活有時是深夜,有時是大中午,早就累得挺不住了。愛德華也捏緊拳頭默默忍受,想像著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他總是去想母親,但記憶里母親的畫面卻很少,那些跑出來的一點兒回憶,他總是固執地抓住,牢牢不放。在模糊的畫面和情感的匯聚中,他聞到母親芬芳的香水,看到粉紅色的梳妝台上的絨球頭繩、護膚品和化妝用的毛刷,想到某一天夜晚,還是孩子的自己抓住母親襯裙的邊緣,感受到那柔滑的緞面。母親彎下身體,靠近自己,金色的圓形頸飾垂下來,她緩緩打開,像是要說一個秘密。只不過,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一個字也沒有,連一個眼神也沒有。母親在他記憶里消失,所有他認識的、還活著的人的記憶也變得模糊,那些臉也一併地從記憶里消失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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