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起於公元前五世紀九〇年代的前四〇三年，止於公元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九五九年，共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跡。在本世紀（前五世紀）中，只有三年篇幅，但卻發生晉國被趙、魏、韓三大家族瓜分的大事。司馬光認為那是一個巨變，《資治通鑒》即從該年開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晉烈公十九年 魯穆公七年 魏文侯四十四年 秦簡公十二年 韓景侯六年 鄭繻公二十年 趙烈侯六年 宋悼公元年 燕愍公三十一年 楚聲王五年 衛慎公十二年 齊康公二年
1、晉國（首府新田〔山西省侯馬市〕）長期以來，在魏、趙、韓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國君不過空擁虛名，只在形式上，看起來晉國仍是一個完整的獨立封國。本年（前四〇三年），周王國（首都洛陽〔河南省洛陽市白馬寺東〕）國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長，亦即晉國三位國務官（大夫）：魏斯當魏國（首府安邑〔山西省夏縣〕）國君、趙籍當趙國（首府晉陽〔山西省太原市〕）國君、韓虔當韓國（首府平陽〔山西省臨汾市〕）國君。晉國被三國瓜分後，只剩下一小片國土。
司馬光曰：
天子最重要的責任，莫過於維護禮教，禮教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嚴守等級（分）；等級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匡正名分（名）。什麼是「禮教」？禮教就是綱紀。什麼是「等級」？等級就是君臣官民，上下有別。什麼是「名分」？名分就是官階大小，身價高低。四海之廣，億萬之眾，被高高在上的某一個人管轄，人民縱然有蓋世武功和高度智慧，都心甘情願的聽從他的指揮，為他奔走服役，原因何在？在於有嚴格的「禮教」作為「綱紀」。所以天子統御三公，三公統御封國國君（諸侯），封國國君統御國務官（大夫），國務官統御人民。節節相扣，層層控制，權貴支配貧賤，貧賤接受權貴的支配。高官貴爵之驅使小官小民，猶如身體之驅使四肢，樹根之支配枝葉。小官小民之侍奉高官貴爵，猶如四肢之保衛身體，枝葉之保護樹根。這樣，互相配合，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所以我特別指出：天子的重要責任，莫過於維護禮教。
從前，周文王姬昌研究排列《易經》，認為乾（陽）坤（陰）屬於第一順序。孔丘解釋說：「天至高至尊，地至低至賤，陰陽定位。高者自高，低者自低，貴賤定位。」是在強調：君王和人民，他們之間的關係位置，跟天和地之間的關係位置一樣，絕不可改變。所以，《春秋》在記載史實時，故意貶抑封國國君，尊敬皇家。凡是皇親國戚，即令再不成才，也要把他擺在封國國君上面，足以說明聖人（孔丘）對於君王和臣民之間的分際，一直寄以特別的關切。除非是遇到姒履癸（夏桀）、子受辛（商紂）之類的暴君；或除非是遇到子天乙（湯）、姬發（武）之類的仁君，人民歸心，上天保佑，才可以改變。否則，君王和人民之間的名分，當永遠保持，並且不惜為保持這種名分，犧牲自己生命。想當初，假如子啟（子受辛的哥哥）代替子受辛（紂）當君王，商王朝不會滅亡，祖先子天乙（成湯）的榮耀，可永配皇天。假如吳季札當吳王國的君王，祖先吳太伯的祭祀，也不會中斷。然而子啟、吳季札二位先生，卻寧願國家滅亡，也不願當君王，原因是，他們認為不可破壞禮教大節。所以，禮教中最重要的是等級永遠不變。
禮教的精義，在於分辨貴賤，分別親疏，和用以判斷是非，處理事物。沒有官位（名），就不能發揮，沒有權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權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這正是禮教的主要內涵。如果喪失官位（名）和權力（器），禮教怎能單獨存在？從前，衛國仲叔丁於奚，對國家建立大功（齊國攻擊衛國，在新築〔河北省大名縣南〕會戰，衛軍大敗，新築平民仲叔於奚聚集兵民，擊退齊軍，救出衛國當權國務官孫良夫），衛國賞賜給他一個村落（邑），仲叔於奚不願接受此項采邑，卻願國君准許他使用只有貴族才可以使用的一種佩戴在馬脖上的紅纓。孔丘認為，寧可加封他更多的村落，也不可准許他使用紅纓。無他，只有官位（名）和權力（器），不可以隨便給人。這是君王的責任，如果不堅持原則，國家就會跟著滅亡。那時候，衛國國君正盼望孔丘出任政府官職，孔丘提出「正名主義」，認為名分不正，人民就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不知道做什麼好和做什麼不好。馬脖子上的一朵紅纓，不過是一個裝飾品、小玩藝而已，孔丘卻珍惜它。確定名分，看起來不過是一件細微的小事，孔丘卻置於優先順序。只因為名分、等級，如果混亂，上下關係便無法維持。任何事物，從沒有不從小地方做起，而能建立偉大勛業的，聖人（孔丘）有長遠考慮，所以在小的節目上著手治理。普通人眼光短小，必須等到發生弊端，才圖補救。矯正小的節目，用力小而收效大。補救已造成災害的弊端，則使出全身力量，卻不見得可以成功。《易經》說：「履霜堅冰至」，《書經》說：「一日二日萬幾」，就是指這類事件而言。所以我特別指出：穩定等級最好的方法是正名。
自從周王朝國王姬胡（十任厲王）、姬宮涅（十二任幽王），政治腐敗，周王朝急劇的走向下坡，法律紀律全被破壞，下位的翻過來欺凌上位，上位的權勢尊嚴，日益衰退。各個封國，幾乎全成了獨立王國，互相攻殺。十分禮教，已喪失了七八分。然而姬昌（文）、姬發（武）留下來的政權，卻仍能夠綿延不斷，只因為姬姓子孫，還能夠保持「周天子」的名分。這需要舉一個例證：從前，晉國國君（二十四任文公）姬重耳，對周王國建立了大功，當周國王（二十任襄王）姬鄭要酬勞他時，姬重耳請求准許他死後用只有天子才可用的「隧葬」儀式。姬鄭拒絕，說：「這是皇家傳統制度，從來沒有不是天子而用天子禮儀的。假如有這種現象，連叔父大人（姬重耳）恐怕都會反對。不然的話，你有的是土地，想怎麼葬就怎麼葬，還請求國王批准幹什麼？」姬重耳畏懼禮教，不敢堅持。（前六三六年，姬鄭的弟弟姬帶，跟姬鄭的皇后妻子翟叔隗通姦，姬鄭流亡汜邑〔河南省襄城縣〕，晉國國君〔二十四任〕姬重耳起兵勤王，誅殺姬帶，迎接姬鄭還都。周王朝和勢衰後的周王國，君王們對封國國君，總是稱叔父或伯父，大概是一種政治藝術，封國國君下葬，棺材從地面用繩縋下，直抵墓穴。國王下葬，卻要先鑿一個隧道，把棺材從隧道中抬進去。）所以，周王國的領土，並不大於曹國（山東省定陶縣）、滕國（山東省滕州市）；周王國的人民，也不多於邾國（山東省鄒縣）、莒國（山東省莒縣）。可是，數百年下來，仍隱然是天下共主，雖以晉國、楚王國、齊國、秦國的強大，都不敢侵犯它，原因何在？不過是名分尚存的緣故。至於魯國的季姓家族、齊國的田恆家族、楚王國的羋勝家族、晉國的智姓家族，他們的力量或聲勢足可以罷黜國君而自立，然而，他們不敢。難道他們力量不夠，心裡不忍？當然不是，只是恐懼干犯名分，招來殺身之禍。而今晉國國務官（大夫），視國君如無物，三分晉國。周王國的國王（天子），不但不能興兵討伐，反而公開加封他們官爵，擢升他們當封國國君，使他們成為國際上一個成員。對殘留的一點名分，不但不能維護，反而去糟蹋它。祖先（先王）傳下來的禮教，到此蕩然無存。或者有人以為，在那個時候，周王國衰弱，趙、魏、韓三家強盛，縱想不加分封，也辦不到。是又大大的不然，即令趙、魏、韓更強更大，假令不怕天下的誅殺，而蠻幹到底，他滿可不必請求天子加封，自己幹上就行了。問題在於：不請求天子加封而自己坐上國君的位置，就成了叛逆，天下如果有姜小白（桓）、姬重耳（文）之類國君，必然用禮義作號召，發動大軍攻打。而今卻是天子批准的，是奉天子的命令當封國國君的，誰能說他不對？誰能討伐他？所以趙、魏、韓三大家族之被封為封國國君，並不是趙、魏、韓三大家族破壞禮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壞禮教。君王和人民間的官階身價，既不能保持不變，當然是訴諸力量，看誰的智謀最高和誰的拳頭最大。結果，聖賢后裔當封國國君的，終於全部消滅。人民受到塗炭，幾乎死絕，豈不哀痛。
柏楊曰：
司馬光從沒有一本專書或一篇專文，完整的表達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場，卻在《資治通鑒·司馬光曰》評語里，陸陸續續、零零星星的透露無遺。（這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稱「臣光」。）當十一世紀宋王朝宰相王安石正推行政治改革，以圖拯救正向死亡之谷賓士的帝國之時，司馬光率領傳統保守的士大夫群，堅決抵制。結果改革失敗，腐爛加速，半個中國，喪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國之手。
在《司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馬光的意識形態，他有一種崇古的狂熱和一種維持現狀的固執。他關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遠超過關心人民的利益。我們了解他的基本立場後，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