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高級知識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發生的事情，用以砥礪品德。所以他們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進步。《書經》說：「君王應該不斷學習，時刻不停地全神貫注。」《詩經》、《書經》、《春秋》，每部書都在說明得失的軌跡，保護無偏無私的正規法則，使後世從記載中得到教訓和警惕。西漢王朝司馬遷，整理皇家祖廟石室里的書籍和皇家庫房金櫃里的文件，再根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廣為收集，精密選擇，網羅歷史上的故事佚聞，再加以考正，筆觸奔騰於上下數千年之間。最早起於黃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軒轅（前二六九八年）最晚至於劉徹（西漢王朝七任帝）發現麒麟（前一二二年。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內容分成「紀」、「表」、「世家」、「書」、「傳」五個單元，遂成為定型，後世史學家跳不出他所創立的模式。司馬遷主要的優點，在於是非判斷，都不違背聖人的標準，讚揚和譴責，也都十分中肯。毫無疑義的，他是一位優良的史學家。
我父親（宋王朝五任帝趙宗實）一向重視古籍，留意圖冊，雖然每天處理千萬國家事務，但一有空暇，仍沉湎閱讀。曾經委託龍圖閣常設皇家文學侍從官（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研究歷代君王和官員們的事績，就近向秘閣御用圖書館，搜集資料，由政府供應全部經費。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訖於公元後九五九年。司馬光的意思是，周王朝日益凌替，皇族衰弱，法令規章和軍事行動，都操在封國國君之手。十三任王（平王）姬宜臼把首都自鎬京（陝西省西安市西）東遷到洛陽，齊、楚、秦、晉，諸封國才開始強大。姜小白、姬重耳，先後成為霸主，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國王，用以號令天下。可是，到了三十八任國王（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封國的高級官員（陪臣）韓、趙、魏三家，當封國國君（諸侯），周王朝雖未滅亡，綱紀卻已全毀。司馬光決定從發生這一件事的那一年開始，也正是古人著書立說，從某一事件起筆的原意。至於書中引用聖君賢相們討論國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闢言論，道德的或刑罰的善惡制度，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間的關係，吉祥的和災難的根源，威信盛衰的基礎，行政措施利與害的影響，將領們的戰略，官吏們的施政方案，嚴格的分析它們是邪惡？還是公正？是長久之計？還是只顧眼前？不僅於此而已，連詞藻美麗的文章，含理至深的議論，也都一一收集。歷經十六個王朝，凡二百九十四卷。把它展開在明窗淨几之上，立刻可以瞭然古今的演變歷程。廣博而扼要，簡潔而不遺漏。更是一種典章制度的總匯、文章詞藻的選輯。荀況曾說過：「你如果想看聖人的做人行事，應該在後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尋找。」像西漢王朝的劉恆（五任帝）、劉詢（十任帝），唐王朝的李世民（二任帝），都是孔丘所說的，無可挑剔的人物。其他的英明君王，或有誠摯的愛心，或有忠孝的感召，或者知人善任，或者勤儉謹慎，也都得到聖賢們的部分優點。孟軻說：「我對於姬發（周王朝一任王）、姬誦（周王朝二任王），只讚揚他們兩三件事而已。」至於有的荒謬狂悖，我們可從他看到前車之鑒。有的惡毒奸詐，可從其中得到反省和啟示。《詩經》說：「商王朝子孫，應以夏王朝的覆亡，作為借鏡，不必遠求。」所以，我特地為這部書取名《資治通鑒》，顯示我的盼望。
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皇上召大臣講課，我奉到聖旨，宣讀《資治通鑒》。該月九日，臣司馬光第一次進讀，皇上把御制的序文，當面賜下，吩咐「等全書完成時加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