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抱著把《資治通鑒》譯成現代語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實現，非常興奮。因為，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事實上只有兩部史籍，才是最有價值的著作，一是司馬遷先生的《史記》，另一就是司馬光先生的這部《資治通鑒》。
司馬光在十一世紀宋王朝時，領導保守黨（舊黨），跟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黨（新黨）對抗，雙方都曾一度失勢。就在保守黨一度失勢期間，司馬光先生完成這部巨著。
《資治通鑒》本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中古時代編年史》，包括中國歷史上最混亂和最苦難的四個時代：
司馬光以無比的魄力和高瞻遠矚，而他的編輯群更都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專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亂如麻的史跡，得以條理分明的呈現於世。連同編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內，中國還沒有出現比它更明晰更精確的史籍。
因為作者的保守立場，有人曾懷疑《資治通鑒》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資治通鑒》比作為「馴服術」，指控它專供統治階層之用。然而偉大的文化產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觀可能無法使每一個人同意，但史料卻是嚴肅的，司馬光已為我們留下寶藏。何況，司馬光處理史料時，只把他的主觀見解表現在〈司馬光曰〉篇幅中。假使沒有司馬光先生，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具備司馬光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也無能為力。
宋王朝六任帝趙頊把它命名為《資治通鑒》，實是佛頭著糞之舉，使一部史書，變成一部政治學問——帝王的鏡子。但我們卻感謝他的命名和他所寫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傳奇的一篇序文。當革新黨當權，下令查禁《資治通鑒》時，有人警告說，那將是向皇帝挑戰，才惶然而止。不過，雖然它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帝王的鏡子，事實上，卻很少帝王從這面鏡子中獲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讀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卻一蟹不如一蟹。蓋權力固可使人發瘋，權力同時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見鏡子，或雖看見鏡子，卻覺得鏡子里的醜陋映象，原來美如天仙。所以，《資治通鑒》與其說是帝王的鏡子，毋寧說是人民的鏡子。通過《資治通鑒》，可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禍福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鑒標準。好比說，從王朝的嬗遞、革命的頻起，我們至少了解，中國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過出現聖君賢相。而如何出現聖君賢相，傳統的方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剋制——品德。這就遇到困難，蓋只有另一個權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絕不可恃，因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缺少這種思想作為最高指導原則，以致一直在循環砍殺，不能遏止。
我們並不認為民主是萬能靈丹，文化和傳統不是一棵大樹，而是一條大河，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都無法把它攔腰斬斷。《資治通鑒》上各式各樣行為模子，迄今仍然不斷的澆出同類的產品。不細讀《資治通鑒》，要想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政治，以及展望中國前途，根本不可能。
《資治通鑒》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紀知識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人講起來，已顯得過度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內容單純，知識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經史。而今社會節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車，人們連翻查工具的時間，都付缺如。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鑒》，將有塵封的厄運。
翻譯上最大的困難約有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勇於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雲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著雍攝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子乙丑」。我們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夾注今地名，而另行繪製地圖，越詳細越好，使歷史人物，生活在實際舞台之上。官名則全用現代人所了解的稱謂，夾注原稱，蓋必須如此，才能確知他的權力關係。至於「年」，我們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顯現時間距離，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攝提格」，連年號也作為配件，擺脫爭執最烈的「正朔」困擾。至於「日」，我們使用數字，擺脫「甲子乙丑」。我們自誓是，不但忠於原文，要譯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資治通鑒》，還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書，都可暢讀。
翻譯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才獲實現。因為遠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啟示。澳洲購買了該字典的文字版權後，因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發行，每月出版一冊——即一個字母，以兩年余的時間，全部出齊。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並幸運的獲得空前成功。雖然有人擔心中文讀者會不會有英文讀者的企圖心，但我們具有信心。決定也每月出版一冊，以三年為暫定時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證譯文沒有差錯。但我卻敢保證，決不是把「曰」譯成「說」的白話文。
這篇序文寫於第一冊完稿之後，在翻譯過程中，發現把死文字變成活文字，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有時比新的創作，還要困難。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徵是，沒有主詞，往往前言不照後語，前言在東，後語忽然在西，難以連貫。典故堆砌，意義更容易混淆。以及地名今注，官名今譯，全都費盡思考。幾乎每一行都有一個地雷，不清除便不能前進一步。而徹底解決，時間又不允許——有些問題可能要聚訟累年。但我仍繼續下去，孜孜不息，竭盡全力。
是為序。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