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是我打從出生（一九二〇年？月？日）活到今天八十六歲，才領悟過來的話。
我的第二次出生——我一生有好幾次驚濤駭浪、死去活來的經驗——我自認第二次出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因文字賈禍，被捉進牢的這一天。直到一九七七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獲釋出獄。
許多人問我為什麼選擇入獄的那一天作為第二次的生日，理由很多，僅僅以《柏楊版資治通鑒》今年（二〇〇六年）在北嶽文藝出版社重新出版並與大陸讀者見面一事來說，不但要歸功於牢獄之災，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個新的起點。因為如果沒有這場牢獄，我無論怎麼搖筆桿，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聞名於世的美國包可華（Art Buchwald），只是個寫幽默雜文的專欄作家。坐牢九年又二十六天，使我潛心讀史，開始我對中國綿長歷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我自己對傳統中國歷史觀點的批駁。我選擇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作為我第二次的出生，理由豈不已足夠？提攜我最多的至友、更是我的良師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就曾說：「……若不是蔣關他個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語還能說多久？……」（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唐德剛教授是主題演講者。）唐教授這番話，實在是我一生的點題之筆。他甚至嘉許我這本《柏楊版資治通鑒》說：「柏楊，柏楊，這就是你在文化轉型史上的牌位！」至友與良師這番話，我萬分不敢當，但感激與惕勵之心，確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絕於耳的支持與鼓掌。
語言是思想網路上的坐標。把距今九百餘年所完成的《資治通鑒》（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趙頊賜序給《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我用我們這一代的語言——現代語文，把公元前四〇三年到公元九五九年，長達一千三百六十幾年的中國歷史，重述一遍給讀者聽，除了語言的演化之外，我當然不能保持封建時代的思想價值標準。新的時代當然有新的坐標，所以在「臣光曰」之餘，我有我的「柏楊曰」。這是我這一套譯書一個很「自以為是」的特點。
今天我們進入信息發達的計算機時代，我們的社會也由絕對的單一信仰，進入到開放多元的時代。語言結構、思想形態、價值觀念、思維邏輯等等演化的速度，比過去要更快速。今天年輕的一代，在計算機的使用中不但出現新的語言，甚至發展出圖像文字。在有變、有常的生命長河裡，我相信歷史是我們人類文化累積的資產，屬於恆常不變的湍湍長流，語言文字表達卻會隨著時代而演變。我相信將來會有不同版本的《資治通鑒》出現，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觀評價，補充「臣光曰」和「柏楊曰」。
出版前夕，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轉折，禍與福相倚的弔詭，就要拋開目前流行的短線操作，而學用歷史深邃的眼光來看待世事，《資治通鑒》正是一本寶典。
柏楊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於台北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