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睡中我們麻木，狼群已把畜欄闖入……」
——塞巴斯蒂安·布蘭特，《愚人船》，1494年出版
十字軍東征造成了相當複雜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為人們所深深誤解。現代的觀點普遍認為：東征影響了東西方的關係，讓穆斯林拿起了武器，引發了之後數個世紀的懷疑與怨恨。這一系列披著偽善外皮展開的荒謬遠征破壞了伊斯蘭教的啟蒙時代，令對方變得冷酷無情，選擇訴諸聖戰來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十字軍東征給當今世界的恐怖主義播下了仇恨的種子。
不幸的是，這種頑固的觀點是錯誤的。伊斯蘭教世界並未受到東征的破壞，而且認為它們無關緊要。除了一些地名和少數民間故事外，它們很快就被淡忘。直到19世紀下半葉，「十字軍」這個詞才有了阿拉伯語的對應說法；直到19世紀末，第一部有關十字軍東征的阿拉伯文歷史作品才問世。 這是因為在穆斯林眼中，「十字軍」和其他異教徒沒什麼區別，他們未能阻擋伊斯蘭教的進軍，且遭遇了悲慘的失敗。在不可避免的信仰之勝利面前，與其他螳臂當車的失敗異教徒相比，他們沒有更多值得記住的地方。
短期來看，十字軍東征在戰術上取得了一定勝利。他們佔領耶路撒冷近一個世紀，迫使伊斯蘭教世界把更多資源用於爭奪聖地，而不是征服其他地區。但穆斯林還是再次攻陷了耶路撒冷，繼續著他們無情擴張的腳步。
藉助前4個世紀的聖戰，穆斯林征服了大部分基督教世界，在被十字軍東征打斷之後，他們開始吞噬剩餘地區。在奧斯曼土耳其人（這個剽悍的亞洲民族因他們創始人的名字而得名）的領導下，伊斯蘭教之劍直指亞洲僅剩的基督教勢力拜占庭。1331年，他們攻破了拜占庭在安納托利亞的最後一個大城市尼西亞，把對方趕出了一千多年來居住的土地。1348年，奧斯曼人開始了對歐洲的入侵，迅速吞併了希臘、馬其頓和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曾經強盛的東羅馬帝國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周圍的一小片領土。
為了拯救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曾有過兩次嚴肅的用兵。1396年，匈牙利國王西吉斯蒙德（King Sigismund of Hungary）組織了一場類似的「東征」。因為一旦拜占庭被滅，他就是穆斯林的下一個目標。他們與奧斯曼人在希臘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即現今的普雷韋扎（Preveza）遭遇。尼科波利斯意為「勝利之城」，14個世紀之前，屋大維就在這附近擊敗過馬克·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但萬分諷刺的是，這一次絕大部分基督徒都戰死沙場，只有少數人逃進了附近的森林。那些不幸當了俘虜的人被迫渾身赤裸地跪在蘇丹面前，然後被砍下頭顱。當年年底，保加利亞的剩餘地區都被奧斯曼人收入囊中。
1444年，基督徒組織了第二次反抗。以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 為首的一系列國家試圖通過入侵奧斯曼帝國來保護匈牙利，但他們在進入保加利亞後遭遇了滅頂之災。被俘的士兵不是被殺掉就是成了奴隸。
這次失利讓東歐的基督徒元氣大傷，也註定了拜占庭的命運。1453年5月29日，在巨炮的濃煙之中，綿延近2 000年的東羅馬帝國走到了盡頭。千年來抵禦無數次進攻的君士坦丁堡城牆被轟塌，伊斯蘭教大軍沖了進去。基督徒最壯觀的聖索非亞大教堂被改建成了清真寺，東正教基督徒的首都變成了崛起的伊斯蘭教勢力的中心。
西歐對此大感震驚。儘管穆斯林的入侵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但歐洲人依然相信奇蹟會出現，情況不會像傳聞所說的那樣糟糕。君士坦丁堡瀕臨絕境已有多次，但經受了無數進攻依然屹立不倒，這一次想必也是如此。總之，威脅還很遙遠。
然而情況已經不同了。奧斯曼的大軍橫掃了阿爾巴尼亞和波斯尼亞（Bosnia），殲滅了一切抵抗勢力。蘇丹如今控制了亞歷山大港、耶路撒冷、安條克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王國的五大城市有四個已在掌握之中，而他也絲毫不隱瞞接下來進攻羅馬的打算。1480年，蘇丹的軍隊登陸義大利南部，攻佔了奧特蘭托（Otranto）。城中的800位居民拒絕皈依伊斯蘭教，被斬首示眾，餘下的人則淪為奴隸。
恐慌在義大利半島蔓延開來，人們瘋狂呼籲東征，但歐洲的其他地區昏昏欲睡，依舊不為所動。當時的德意志作家塞巴斯蒂安·布蘭特在諷刺性的長篇詩歌《愚人船》中對這種情緒進行了絕妙的概括。「在沉睡中我們麻木，狼群已把畜欄闖入……」在列出已經被伊斯蘭教力量征服的四大城市後，他陰暗地預測了一件看起來註定要實現的事：「但是它們都已陷落，遭到洗劫，很快首腦也不能倖免。」
蘇丹的意外死亡讓奧斯曼人未能利用好這個義大利的據點，但他們在東歐繼續穩步推進。1521年，塞爾維亞人最後的抵抗力量被打垮，穆斯林大軍進入了匈牙利。次年，他們把醫院騎士團趕出了羅得島，開始了對地中海東部的征服。到16世紀20年代末，他們已經吞併了匈牙利，踏進了奧地利的領土。1529年，他們來到了維也納的門口，中歐近在眼前。
諷刺的是，最終拯救歐洲的是西部的十字軍。在東歐紛紛屈服於奧斯曼人之時，伊比利亞半島抵抗伊斯蘭教入侵的700年鬥爭，即再征服運動，以勝利告終。1492年，半島上最後一個伊斯蘭酋長國投降，新統一的西班牙王國決定出資贊助克里斯托弗·哥倫布（Christopher bus）的航海事業。海外流入的財富，加上文藝復興帶來的科學和經濟的飛速發展，讓歐洲躍入了新的時代。哥倫布航海後100年的時間裡，西班牙國王統治的領土讓蘇丹也相形見絀，而停滯不前的奧斯曼人正在逐漸成為「歐洲病夫」。
儘管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1492年祈禱時表示，他發現的所有財富都將用於解放耶路撒冷，但他是最後一批有這種想法的人。啟蒙運動（Enlighte）造就的新一批理性的歐洲人無暇懷念十字軍。他們大力抨擊那些在信仰的驅使下犯罪的暴徒，伏爾泰（Voltaire）對這種迷信的終極形式發出了「踩死敗類」（Ecrasez L''Infâme）的呼籲，而敗類指的則是天主教會。
繼續流傳的十字軍事迹都是一些幻想故事。「獅心王」理查等家喻戶曉的名字，或是被美化成攻無不克的戰神，或是被醜化成遭到誤導的宗教狂徒，用於對比薩拉丁等開明的伊斯蘭世界人物。到19世紀，這些事迹又被帝國主義勢力利用，用來表明他們很早就試圖啟發中東的「愚民」，給他們帶來文明。
伴隨著西歐的殖民，遭到篡改的東征故事重新傳入了伊斯蘭教世界。歐洲人煞費苦心地指出了這群被遺忘的東征者所背負的開化使命和浪漫身份。 這種說法遭到了對方深深的怨恨。對伊斯蘭世界而言，16—17世紀是一段困惑的時期。穆斯林仍然抱有虛幻的優越感，在文化上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而西方人已經迎頭趕上並超越了他們。穆斯林無助地看著奧斯曼帝國逐漸變成無力的傀儡，只因為歐洲人沒決定好如何瓜分其領土才免於徹底的崩潰。
這種屈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變得更加明顯。中東的命運是在倫敦和巴黎的辦公室里定下的。這群異教徒的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了信徒。在遭到輕視乃至無視的伊斯蘭世界，十字軍東征忽然變得重要了起來。在這段激動人心的歷史中，西方人被成功驅逐。薩拉丁的庫爾德人血統和短暫卻光輝的勝利，讓他從大部分阿拉伯的史書中脫穎而出，突然成了泛伊斯蘭國家的英雄。
這一新的認知，讓伊斯蘭世界將新成立的以色列視作新的十字軍國家，儘管以色列的居民主要是猶太人。在敘利亞，薩拉丁的頭像出現在郵票和貨幣上，而他的騎馬銅像——後面拖著兩名基督徒俘虜——則豎立於首都大馬士革之外，上刻銘文「解放耶路撒冷」。伊拉克的獨裁者薩達姆·海珊（Sadaam Hussein）也不甘示弱。他自稱為新時代的薩拉丁，鑄造了4座自己的銅像，每一座都戴著類似圓頂清真寺外形的頭盔，向當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聖所的蘇丹致敬 。
諷刺的是，「謀財害命的野蠻西方人對愛好和平、更加開化的東方發動了無端的入侵」這種對十字軍東征諷刺性的描繪，反過來影響了西方。也許最著名的言論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ton）2001年所說的：恐怖襲擊可能是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報應。
這樣的觀點十分危險，不僅是因為它通過扭曲歷史來滿足當今的政治需要。古羅馬詩人西塞羅（Cicero）和維吉爾曾寫道：「歷史是生活的老師……」「小樹枝被掰彎了，整棵樹也會隨之傾斜。」人們很容易受到無處不在的強大誘惑去誤用歷史，這種行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遏制。拿破崙曾說：歷史就是眾口一詞的謊言。我們不必表示贊同，就足以看出創造過去來控制現在的危險性。十字軍東征並非東西方的第一次大碰撞，甚至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