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爾二世身後留下的拜占庭可謂無限輝煌，帝國疆土西起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沒有任何一個西歐或中東的國家可與之相比，帝國通行的金幣諾米斯馬同時也是貿易活動中所流通的標準貨幣，已經流通了數世紀之久，伊斯蘭敵人對帝國的威勢聞風喪膽。歐洲的基督教力量尋找到了最為強大的保護者，不止一位德意志皇帝來到帝國邊境所至之地南義大利，在此尋求庇護，鞏固自己的頭銜。 那些從西歐旅行來到帝國市場或城市中的人發現了與他們所生活的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世紀的歐洲深陷封建主義的泥潭，大部分人都在貧困的枷鎖中掙扎，不得脫身。農民畢生都在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勞作，用來「治癒」疾病的藥品通常與疾病同樣致命。窮人以極為粗糙的食物勉強充饑，包括黑麵包和乳酪，活到35歲已經堪稱長壽。不同城市間的交流十分遲滯，旅途充滿危險，讀書寫字也僅僅是權貴的特權。教會能夠提供一部分教育機會，但尋找一位能夠識文斷字的神職人員也十分困難。
在東方，情況則正好相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庫，人口呈爆發之勢迅速增長，饑荒似乎已經永遠成為歷史。人們為了四處可見的財富機遇而欣喜若狂，街上隨處可見有人乘轎而行，到處都是人們所捐贈的華麗公共建築，時而有人在公共大道上熱火朝天地進行馬球遊戲。空氣中好似充滿了自信昂揚的氣氛，這種氛圍四處傳播。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羅斯人為帝國的文化帶來了多樣性，使其更加豐富多彩，然而整個社會及教會從未達成統一的關係。曾經讓教會最為困擾的異端邪說——偶像破壞主義已經沉寂了近兩個世紀，教會和國家此時正應該發揮團結一致的精神。教育再一次成了具有野心的年輕人提升社會地位的手段，大規模的公共圖書館成為帝國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徵。
一直以來，拜占庭對於古代世界的異教經典都抱有一種謹慎的崇敬態度，但隨著異教崇拜消亡日久，再也無法構成任何威脅，社會上再次興起了對於世俗典籍的推崇。一種人文主義精神在帝國上下全面復興，學者們也開始有意識地模仿古代世界的學術風格。古希臘和羅馬文學作品的複製本開始得到極高的評價，神職人員和世俗之人競相開始複製那些輝煌燦爛的歷史巨著。這也是整個帝國所能遺留給子孫後代的最為珍貴的寶藏之一。自從紙莎草的原產地埃及脫離了帝國的掌控，那些支離破碎的古代手稿便被謄抄在更加堅固耐用且方便的羊皮紙上。這種轉變確保了這些古代文獻得以流傳下來。儘管隨著帝國崩潰而遭受了大規模的破壞，大部分得以流傳至今的希臘古典文獻都得益於這個時期的拜占庭複製本。
自然，歷任皇帝也有權使用那些無與倫比的帝國圖書館，但如今他們開始將提升帝國的學院教育水準作為自己的使命之一。到了巴西爾二世去世的時代，君士坦丁堡成為傑出詩人、法官、歷史學家的搖籃——文人墨客眾星雲集的風雲之地，直到文藝復興邁入尾聲，始終與西方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遺憾的是，巴西爾二世並未留下任何具備資格的人來繼承如此絢爛的遺產，然而對於整個拜占庭帝國而言，不幸的是文化上的繁榮曾經為帝國帶來如此輝煌、智慧的人才群體，但也同樣使它的帝國朝廷陷入了自大和孤立的泥潭，這些人認為自己能力卓越，比帝國上下任何人都更有資格統治國家。巴西爾的逝世不幸讓權力落入了這些人手中，他們蓄謀選擇那些為人軟弱、缺乏氣概的人當皇帝，相比全心全意增強國家實力，這些人顯然更在意自己手中攫取的權力。足夠諷刺的是，通過目光短淺的手段，選擇平庸之人繼承皇位，這一切最終導致權力階級自食其果。繁重的賦稅再一次對窮人造成了沉重的壓迫，卻絲毫無法動搖富人的地位，馬其頓王朝的土地法遭到摒棄，農民階級不得不仰仗掠奪成性的權貴度日。富人階級十分迅速地佔據了規模巨大的土地，將其劃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同時他們與朝廷的權力階級勾結，保證自己可以逃避稅務負擔。那些愚蠢的皇帝面對權力日益膨脹、獨自為政的貴族統治，如今陷入資金嚴重短缺的境地，而帝國金幣的貶值又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也是帝國近700年來始終極力避免的問題。貨幣的價值日益下挫，導致通貨膨脹逐漸失控，拜占庭的聲望也隨著各國商人逐漸放棄使用這種低價值貨幣而一落千丈。
小農階級顯然遭受了滅頂之災，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最終會淪落為農奴。因為那些在軍隊退役的老兵逐漸無力耕種，整個農民-士兵的體系瀕臨崩潰。 拜占庭軍隊如今實力被嚴重削弱，被迫依靠外來僱傭兵，重要的軍事命令通常受到錯誤的政治任命影響。外國的戰爭和政治混亂正如一記重鎚，讓搖搖欲墜的帝國陷入更深的危機，帝國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同時遭遇了十分沉重的打擊。在短短50年的時間內，帝國接連遭受了兩個十分沉重的悲劇打擊，國力嚴重衰弱，根基也逐漸動搖。雖然帝國此後又延續了四個世紀之久，然而再也未能從這兩次接踵而至的災難性打擊中恢複過來。
第一個，也是最為駭人的打擊在公元1054年降臨，嚴重地破壞了帝國與西方之間的聯繫。這一年全面爆發的危機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也最終將帝國引入了戰爭的深淵。在基督教統一的表象之下，古老的羅馬帝國隱藏著深刻的分歧，東、西雙方已經陷入分裂境地達數世紀之久。在基督教會五大教區之中，東方擁有其中四個，長久以來紛爭不息使得教會的權力很難得到統一。君士坦丁堡牧首或許是最為接近權力中心的人，但他也是五位牧首中最為年輕的一位，安條克、亞歷山大城及耶路撒冷更為年長，也更加具有聲望的其他牧首不顧一切地捍衛著他們權力的獨立性。重要的決策通過公會議決定，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在會議上教會上下所有人都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在西方，羅馬是唯一的主教區，羅馬教宗逐漸厭倦了來自東方的無休止的投機行為和異端邪說，因此逐漸開始自視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權力者。畢竟，難道不是耶穌基督本人「手執天堂之門的鑰匙」，將其交給聖伯多祿——世間的第一位教皇，同時教導他「我要將我的教會建在這磐石之上」的嗎？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按照東方人的觀點，教皇不僅僅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而且還是教會無可爭辯的領導者。
頑固的牧首米海爾·凱魯拉里烏斯致函教皇利奧九世，並在信中稱呼對方為「兄弟」而非「聖父」，並且因為對方在《尼西亞信經》中添加了「和子說」（filioque）一詞而指責對方為叛徒猶大。這是一個相當古老——抑或過激的爭論，數代以來始終導致東西雙方無法達成統一。根據《信經》最為原始的版本基督教的核心文本，聖靈是由聖父而出。因此這一信條在過去的六個世紀之中一直延續下來，直到「filioque」一詞由西班牙教會添加至《信經》中，嘗試向他們信奉阿里烏派的西哥特大領主強調基督自身的神性。誠然，東方的教會能夠理解西班牙教會添加的內容所體現的精神，畢竟，雙方曾經站在同一立場對抗阿里烏派，但在他們看來，只有全體大公會議才有權力決定修改《信經》的內容，這種對《信經》的任意修改不啻邪惡的異端邪說，當教皇公開認可這一內容時，東方教會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 《聖經》經文大部分對三位一體的內容並無十分明確的記載，導致雙方的紛爭根本找不到合理的途徑去解決。東西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互不相讓，如今牧首寫給教皇的信件無疑徹底斷絕了教會統一的可能，雙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徹底暴露在整個世界面前。
正在矛盾愈加激化的時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邀請教皇派遣使節前來君士坦丁堡，商討關於軍事上雙方合作抗敵的大計。教皇接受了皇帝的邀請，但十分不幸的是，他選擇了一位極端反對希臘宗教禮儀的紅衣主教亨伯特作為自己的全權特使。亨伯特抵達了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受到對方攻擊侮辱的準備，當他深深厭惡的牧首凱魯拉里烏斯拒絕與他會面時，紅衣主教感到合適的時機來臨了。長期以來，亨伯特都深深厭惡這裡油膩的希臘食物、四面透風的建築以及寒酸的待客之道，他長久以來花了大量時間去嚴格矯正東方教會的習氣，例如，允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儀式中使用發酵麵餅，以及在大齋期之中食用肉類。當4月底傳來教皇去世的消息時，緊張氣氛進一步加劇，亨伯特曾經擁有的一部分權力就此遭到剝奪，這導致他的全部使命失去了意義。他要求與牧首進行一次會面，請求牧首能夠允許他踏上歸途，但凱魯拉里烏斯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繼續令極度憤怒的亨伯特處於實質上的軟禁之下。兩個月內，這位教皇特使在君士坦丁堡暴跳如雷，然而到了1054年7月16日，他感到自己將會陷在困境中永無出頭之日，因此選擇徹底結束這一切。亨伯特前往聖索非亞大教堂，態度莊嚴地將一封絕罰（逐出教會）的公告放置在最高的祭壇之上。然後他轉過身，象徵性地抖掉鞋上沾染的灰塵，離開了教堂，並發誓再也不會踏入此地一步。在如此情勢危急的時刻，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