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德國。">。廣播里6：15傳達命令，6：35語錄，6：40廣播操，20：00理查德·瓦格納音樂會，柯尼斯堡帝國廣播電台的娛樂節目和舞曲一直持續到午夜。
「4月10號，你的選票應該是這樣的：在贊成 下面的那個比較大 的圓圈裡用力 劃叉。」
剛剛釋放就又重犯的小偷自己交待說，那些相關的物品是在商店裡買的。由於這些商店是猶太人的，所以現在根本就不復存在了 。群眾集會以火把遊行和紀念會的形式舉行，大樓添上了新的代表國家形象的標誌後，一個個面貌一新，和善可親 ，森林和山峰也煥然一新，歷史事件被當做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給鄉下人看。
「我們相當興奮。」母親講道。第一次有了集體經歷。就連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節日的氣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無法理解和陌生的東西終於都顯現出一種偉大的關聯：一切都相互歸結為一種關係，就連那令人詫異的機械式勞動都有了意義，成為節日。每個人此刻所做出的動作都組合成一種運動的節奏，因為他在心裡看到無數其他人同時在做著這樣的動作——生活因此獲得了一種讓人既能產生安全感，同時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
這種節奏刻骨銘心——成為禮儀。「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於是乎處處如家，再不必思念家鄉。照片的後面寫著各種地址，第一次買了記事本（別人送的？）：突然間有了許多熟人，發生的事情多到可以讓人遺忘 一些了。她一直希望能為什麼事感到驕傲，由於現在做的事那麼重要，她便真的感到了驕傲，不是為什麼具體的事，而是籠統地感到驕傲，這是一種姿態，是終於獲得的一種生活感覺的表達，她不願再放棄這種不確定的驕傲。
她依然對政治不感興趣，真實發生在眼前的那些事可完全不一樣：化裝遊行，UFA 的一周事件回顧（「大規模循環放映——連映兩周！」），世俗世界裡的教堂紀念日。「政治」是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玩意兒，可不是化妝舞會，不是圓圈舞，不是民樂團，至少不是那種能看得見的東西。不管往哪兒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嗎？——這個詞不是一個概念，因為它和其他政治概念一樣，在學校的課本里就讓人覺得，它與那抓得住、實實在在的東西無緣，只是被當成一種提示詞，或者形象化為與人無關的比喻：把壓迫比成鎖鏈或者靴子跟，自由比成山峰，經濟體系比成讓人安心地冒著煙的工廠煙囪，還有下班後抽的煙斗，社會體系比成「皇帝——國王——貴族/市民——農民——織工/木匠——乞丐——掘墓人」這樣的階梯：這種遊戲通常只有在子女眾多的農民、木匠或者織工家裡才可能完整地玩一遍。
這段時間促使母親擺脫了拘謹，變得獨立，她有了自己的舉止方式，丟掉了最後一絲對肌膚接觸的恐懼：小帽歪斜在一邊，因為有個小夥子把她的頭和自己的按在一起，而她只是自得其樂地沖著照相機笑。（關於照片能夠「講述」這種內容的假設……；但是每一次表述，即便講的是真實發生過的事，難道不都或多或少是一種假設？如果只滿足於報道，那就少些 ，越是想要講得詳細，就越多些 。假設的成分越多，那麼故事在別人看來就會越有趣，因為比起單純報道事實來，說法本身更容易讓人產生認同感？——所以才會有了對詩歌的需求？「河岸邊的窒息」，這是托馬斯·伯恩哈德 的說法。）
戰爭，一連串捷報伴著強勁的音樂從人民牌收音機里傳出。收音機的揚聲器表面蒙著罩子，在陰暗的「聖像角」里散發著神秘的光芒。戰爭「增加了一切事物的不確定性」（克勞塞維茨 ），讓往常日復一日的自然而然成為讓人興奮的偶然，以此提升人的自信。對母親來說，戰爭並不同於對我的意義，它不是來自孩提時代，能夠影響未來情感世界的恐怖幽靈。開始時，那只是她所經歷的一個神奇的世界，一個之前只在廣告里看見過的世界。對距離，對以前和平時期的 林林總總，特別是對身邊那些以往只是扮演無關緊要的同志、舞伴或者同事角色的人產生了新的感覺。平生第一次也有了家庭的感覺：「親愛的哥哥……！我在地圖上找著你現在可能在的地方……你的妹妹……」。
於是有了第一次愛情：她愛上了一個德國的黨員同志，這個人當老百姓的時候是銀行的職員，現在因為當了部隊的軍需官而顯得與眾不同——不久後就身懷六甲。他有妻室，而她愛他，非常愛，對他百依百順，她把他介紹給父母認識，跟他一起去周邊郊遊，陪伴他排遣軍人的寂寞。
「他對我非常細心，我對他也不像對其他男人那樣感到恐懼。」
他做決定，她表示贊同。他送過她一次禮物：香水。他還借給她一台收音機放在屋裡，不過後來又拿走了。「當年」他還正在讀書，他們一起看一本名叫《壁爐旁》的書。一次，他們到山上的牧場去郊遊，下坡時跑了幾步，當時母親不小心放了個屁，我父親數落她一番，接著往下走時，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一個，於是乾咳了幾下。她後來把這件事講給我聽的時候，身子彎成了一團，一邊幸災樂禍地吃吃笑，一邊卻又感到不安，因為她正在醜化自己惟一的愛人。她因為自己曾經愛過某個人，而且愛的偏偏又是這樣一個人感到可笑。他的個子比她矮，年齡比她大很多，頭髮幾乎掉光了。她穿著平跟鞋走在他身邊時，不斷調整步伐以配合他，挽著一條不情不願的胳膊。她的胳膊不斷滑脫。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對——儘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後還在渴望能夠對什麼人產生類似的感情，就像當年渴望這個銀行的傢伙那點可憐的例行公事的體貼。但是沒有另一個了：生活教會她的愛情只能固定在一個不能更換、無法替代的對象身上。
中學畢業以後，我第一次見到了我的父親：還沒有到約定的時間，我就和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被晒傷的鼻子上頂著一張折過的紙，腳上穿著涼鞋，牽了條蘇格蘭牧羊犬。在她家鄉的一個小咖啡館裡，他見到了舊情人，母親的激動，父親的不知所措，我遠遠地站在投幣點唱機前，點了貓王的《偽裝的惡魔》。丈夫已經聽到了風聲，但只是把最小的兒子派到咖啡館裡作為暗示，那孩子在那兒買了個冰激凌，然後就黏在母親和陌生人身邊，不斷重複問她，到底什麼時候回家。我父親把夾片太陽鏡夾到另一副眼鏡上，間或跟那條狗說幾句話，隨後打算「那就」買單吧。「不，不，我請你。」他看到母親也從手提袋裡拿出錢包時這樣說。我們去旅行度假時，一起給她寫了一張明信片。不管住在哪個旅館，他都到處跟人說我是他的兒子，因為他無論如何也不想讓別人把我們當成同性戀（「第175條 事犯罪。1935年，納粹德國擴大了該條例的適用範圍，並加重刑罰。">」）。生活讓他感到失望，他越來越孤獨。「自從了解了人，我就愛上了動物。」他說。當然，這話並不是完全認真的。
臨近分娩時，母親嫁給了德國防衛軍的一個士官。這個人對她仰慕 已久，也不在乎她就要生下別人的孩子。「非她不娶！」他第一次見到她就這樣想，而且馬上就和戰友打賭說自己能夠得到她，同時她也會接受他。她討厭他，但是大家說服她要有責任感（給孩子一個父親）：她第一次退縮了，笑容從臉上褪去了一些。不過竟有人心心念念想著她，這讓她覺得挺不錯。
「我當時想著他反正會戰死，」她說，「但後來還是忽然擔心起他來。」
不管怎樣，她現在可以申請婚姻生活貸款了。她帶著孩子坐車去柏林的公婆那裡，他們容忍了她的存在。炸彈已經開始落下，她回到家鄉。這是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她又開始笑，尖利的聲音常常嚇人一跳。
她忘記了丈夫，緊緊地摟著孩子，摟得孩子哭起來，蜷縮在屋裡。在這棟房子里，自從兩個哥哥死了以後，每個人都遲鈍地對別人視而不見。沒有什麼了嗎？就這樣了？安魂彌撒，小孩子的病，拉上的帘子，和無憂無慮的日子裡認識的那些老熟人通信，在廚房和田裡忙碌，在田裡幹活時不斷地跑出來把孩子挪到陰涼處；然後就是緊急狀況下的汽笛聲，在鄉下也一樣，老百姓就往被當做防空洞的岩洞里逃，村裡的第一個彈坑後來成了遊戲的場所和垃圾坑。
恰恰是大白天變得陰森恐怖，周圍的環境通過一輩子日復一日的接觸，已經像汗水一樣從兒童的夢魘中排出，變得熟悉，現在卻因為人又幻化成幽靈神出鬼沒。
不管發生什麼事，母親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立在一旁。她並沒有變得膽怯，頂多在感染了大家的恐懼時笑上一聲，因為她同時又為自己的身體突然毫不羞怯地自行其是而害臊。「你不害臊嗎？」或者「你應該感到害臊！」這始終是人們要求小姑娘，特別是正在長大成人的女孩兒的一條準則。在這種信奉天主教的鄉下，談什麼女人的個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慮，太衝動。乜斜的白眼要一直斜到羞臊的感覺不再是裝出來的，並且把心底深處最基本的感情都嚇退，以至於高興的時候都會有「女性的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