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牧 譯
克恩滕州《人民報》周日版的「綜合新聞」一欄里有這樣一條消息：「星期五深夜，A地（G縣）一名51歲的家庭主婦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
從母親去世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七個星期了，我想趁著葬禮時那股強烈的想要寫寫她的慾望還沒有變回當初接到自殺消息時的麻木無語讓自己開始工作。沒錯，是讓自己開始工作，因為寫寫母親的慾望儘管有的時候突如其來，但同時又極飄忽，以至於工作時必須很努力，才不會隨興所至地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擊同一個字母。單純的運動療法對我沒有用處，只能讓我更加消極和漠然，否則我也完全可以出門去，而且在路上，在旅途中，頭腦一片空白地打盹或者無所事事也不會太讓人難以忍受。
在這樣的時候，最讓人惱火的似乎莫過於旁人的關心，用一個眼神甚至一句話。我要麼馬上移開目光，要麼截斷別人的話頭，因為我需要的感覺是：自己正經歷的這些是不能理解、無法言語的，只有如此，方能讓人感到那驚駭是有意義的、真實的，一旦有人提起，就馬上會感到無趣，所有的一切突然間重歸空虛。然而我偶爾還是會毫無來由地向別人說起母親自殺的事，若他們膽敢評論，我又氣惱，情願他們馬上岔開話題，或是嘲弄我，不管因為什麼。
就像在上一部的「007」電影里，有人問起邦德剛才被他從樓梯扶手上扔下的那個對手是不是死了，他說：「但願如此吧！」當時我就忍不住輕鬆地笑了起來。關於死和亡故的玩笑非但根本不會使我不快，甚至能讓我感到愉悅。
驚恐的瞬間總是很短暫，更多的是不真實的感覺，一切都在瞬間過後重新隱匿，如果這時旁邊有人在，我馬上就會更加把心思用在對方身上，彷彿剛才冒犯了他們一樣。而且自從動筆，這樣的狀態，也許恰恰是因為我想要盡量準確地描述它們，結果它們反倒離我而去了，消失了。因為要描述，我開始了對它們的回憶，如同回憶生命中一個已經結束的階段，艱難的回憶和表述弄得我無暇他顧，竟使我對過去幾個星期里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境產生了距離感。我之前會不時出現的「狀態」是：日復一日的那些想法只是一些不斷機械反覆的、存在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的原初想法而已。如今它們四散，意識因為一下子變得空空如也而疼痛。
現在這些都結束了，我不再處於這種狀態。寫作的時候，總是無法避免地寫到從前，寫起已經經歷過的那些事，至少寫作時是如此。我做的工作是文學的，它顯現於表面並且具體成一台回憶和表達的機器，不如此又能怎樣。而我寫母親的故事，一則是認為自己對她以及她如何走上死亡之路比那些不相干的記者知道得更多，雖然後者藉助宗教的、個體心理學的或者社會學的釋夢模式或許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解釋這個有趣的自殺事件；再者就是為著自己，因為有事情可做，我就能振作起來；最後是因為我恰恰和任何不相干的記者一樣，也想把自願死亡這事看作一個案例。
當然，所有這些解釋都不過是隨手拈來，可以用同樣是隨手拈來的另一些解釋代替。只是一些徹底失語的瞬間和想要表述這些瞬間的慾望而已，與向來寫作的動機沒兩樣。
去參加葬禮時，我在母親的錢包里發現了一張編號432的郵局收據。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藥之前還用挂號信往法蘭克福寄了一份遺囑的副本。（又是為什麼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死後兩天半，我看到放在郵局工作人員面前的一卷黃色的挂號信標籤：這期間有九封挂號信寄出，現在顯示的下一個號碼是442，這和我腦海中的那個數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讓我產生了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想要把這些事講出來的願望讓我真正開懷。那天是多麼晴朗；雪；我們吃的是肝泥丸子湯。「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如果這樣開講的話，一切都會像是杜撰出來的，我不想脅迫聽眾或讀者對我個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給他們講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故事是從母親突然對一件事產生興趣開始的：她想上學，因為尚在童年時，上學就讓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當時就像人們所說的：「我自覺了。」這是她平生的第一個願望，並且也說了出來，不斷地說，直到最終變成固執的想法。母親說她「乞求」外祖父允許她去上學，但這是不可能的：打一個手勢就足以了結這事。他搖搖手，這種事是無法想像的。
時光就伴隨著教堂的節日，伴隨著偷偷進舞池而挨耳光，伴隨著對兄弟的羨慕和參加合唱團演唱的愉快流逝。至於世界上發生的其他事情就都不清楚了。除了教區的星期日報之外，報紙是不看的，就算是在那份報里能夠看到的也只有小說連載而已。
為了捍衛西方世界的基本經濟準則，一家報紙不久前在經濟專欄內稱財產是物化的自由。對於外祖父這樣，歷經數代沒有財產因而也沒有權勢的家族裡出現的首批有產者（至少是在不動產方面）而言，這種說法倒是有其道理：意識到自己擁有財產而產生的自由感，讓人在世世代代任人擺布之後突然第一次有了意願，那就是要更加自由。這其實只是說：擴大自己的財產，當然鑒於祖父當時所處的狀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我的外祖父就一直積攢，直到在二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丟掉了所有積蓄。接著他又重新開始積攢，不是把省下的錢堆積在一處就算了，而是採用了壓抑個人欲求的方式，同時還希望子女也能繼承這種駭人的無欲無求，而他的女人，作為一個女人，反正是從一落地就連做夢也不曾想過要有什麼不一樣。
他和他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不久就丟了性命。這期間，外祖父繼續積攢，並且在三十年代的失業大潮中再次失去了所有積蓄。他積攢，這就是說：他不喝酒，不抽煙，幾乎沒有什麼娛樂。他惟一允許自己參與的娛樂就是星期天的牌局，就算是打牌時贏的錢（他牌打得非常冷靜，這讓他幾乎永遠是贏家）也要攢起來，他充其量會從裡面拈出一小枚銅子兒給孩子們。戰後他又開始積攢，直到今天成了拿國家退休金的人，他也沒有停下來過。
那個活下來的兒子成了木工師傅，手下畢竟雇著二十個工人，用不著再積攢了。他開始投資，這也就意味著，他可以喝酒、娛樂，這甚至是他分內的事。和自己沉默了一輩子、什麼都不敢享受的父親不同，他至少憑這個找到了一種語言，雖然這種語言只是他作為鄉鎮代表，並且代表一個痴迷地用偉大的過去談論偉大的將來、忘卻現實的小黨派時才用得到。
身為一個女人，出生在這種環境里從一開始就是致命的，當然這件事也可以讓人寬心地來看待：至少不用對未來感到恐懼。節日時在教堂前集市上給人看相的女人從來只給男孩兒看手相占卜未來，反正對女人來說，所謂未來不過是個玩笑而已。
毫無機會，一切都註定了：男人小打小鬧的調情，吃吃地一笑，短暫的目瞪口呆，然後是第一次陌生和剋制的表情，隨之又開始忙裡忙外，一個個孩子出世，忙完廚房的活兒後再跟家人待一會兒，從一開始說的話就沒人聽，自己也越來越不聽人說話，自言自語，然後是腿腳的不靈便，靜脈曲張，只剩睡覺時的一聲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後，註定的一切隨著死亡而圓滿。就連當地女孩兒們常玩的一個遊戲也是這樣：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我母親是五個孩子里的倒數第二個。她在學校里被認為是個聰明孩子，老師們給她最好的成績，尤其欣賞她工整的書寫。隨後學也就上完了。學習不過是小孩兒的遊戲而已。等完成了義務教育，年齡大了，也就沒有必要了。女人們現在要做的是在家裡演習將來的家務事。
沒有恐懼，除了對黑暗和暴風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與熱、潮濕與乾燥、快樂與不快的交替。
星期天：澆辣根汁的燒牛肉，打牌，女人們恭順地陪在一旁，全家人和第一台收音機的合影。母親自有一種活潑的天性，在照片上不是雙手叉腰，就是用一條胳膊摟著弟弟的膀子。她總是在笑，彷彿就沒有別的表情。
雨——晴，外面——裡面，女人的感情變得非常容易受天氣的影響，因為「外面」幾乎只能是場院，「裡面」無一例外是那個沒有自己房間的家。
這個地區的氣候變化明顯：冬天寒冷，夏天悶熱，一旦太陽下山或者是躲進樹影里，就讓人感覺寒冷。雨水很多，從九月初開始，小得可憐的窗戶外面就常常是連日潮濕的霧氣，可如今房子里的窗戶也大不到哪兒去。晾衣繩上掛著水珠。蛤蟆在人面前從暗影里蹦蹦跳跳地穿過路面。蚊子、飛蟲，連白天都會出現的夜蛾肆虐。木屋的每一片木板下面都有肉蟲和土鱉：肯定會出現的只有這些，因為沒有別的可以指望。很少心滿意足，可不管怎麼說甚是幸福；基本上心滿意足了，卻有點不幸福。
不可能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作比——也就沒有了什麼需求吧？
不過老百姓世代都對既成的事實有種尊重：懷孕，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