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
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專門找鄧小平、陳毅、譚震林等人研究了渡江作戰問題，初步定下了4月10日為發起渡江的時間。
3月下旬的渡江會議初步確定的基本內容是：
第2、第三野戰軍全部於4月15日開始渡江。二野的第3、第4、第5兵團共9個軍35萬人為西突擊集團，由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指揮，在湖口至樅陽之間渡江；
三野之7、9兵團為中突擊集團，由譚震林指揮，在樅陽以東至金河口之間渡江；
三野之8、10兵團為東突擊集團，由粟裕、張震指揮，在金河口至江陰之間渡江。
三野4個兵團共15個軍65萬人（加上四野的第12兵團部隊，我投入渡江戰役的兵力達120餘萬大軍）。
渡江成功後，中、東兩路統歸粟裕指揮。
這樣部署，其關鍵在於中、東兩路渡江後迅速東西對進，對南京、鎮江、蕪湖地區的大量守敵進行鉗形合圍。會議還強調，也要考慮到敵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縮集結兵力時以攻擊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須作好發生嚴重戰鬥的準備。
4月1日，鄧小平、陳毅率新組成的精幹指揮部去合肥東南瑤崗村。各突擊集團指揮部也分赴桐城、無為、泰州。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對南京政府的態度卻頗費斟酌，這些問題，在指揮中樞的陳毅是有責任多作考慮的。
不久之後，由於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有進展，國民黨有簽字的可能，如能簽字，則戰鬥渡江可成為和平渡江，意義很大。但毛澤東估計渡江時間必將因此而推遲半個月至一個月，擬將鄧小平、陳毅等人組成的總前委擬定的4月15日推遲到4月底至5月初。為此，毛澤東電詢總前委：這樣推遲，有何不利？
渡江時機，這正是鄧小平、陳毅著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環節之一。他們立即搜集各方意見，並親自做調查。意見都相當嚴峻：
二野：長江水勢4月末5月初將加速上漲，南風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糧食已成困難。
三野：4月下旬起開始雨季，江水日漲，現有船隻三分之二為內河船，江中行駛困難，雨季稻田放水，部隊展開不易。糧草也已困難。
總前委本身調查的結果是：5月的水比7、8月還大，兩岸湖區均被淹，長江水面極寬，渡江將發生極大困難。現百萬大軍擁擠江邊，過久推遲，將不得不後撤以就糧草。至於簽字之事，亦應設想敵人翻臉。
於是，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向毛澤東建議，先打過江，然後爭取和平接收。
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在堅持政治鬥爭必需，又充分考慮渡江客觀情況之下，於4月15日電示總前委：
「依談判情況，我軍須決定推遲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遲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還須準備再推遲7天時間。
毛澤東在電文中還特別指示鄧小平、陳毅：
「你們下達推遲渡江的命令時，不要說是為了談判，而要說是為了友軍尚未完成渡江準備工作，以免鬆懈士氣。」
鄧小平和陳毅卻有不同看法。他們以總前委名義給兩個野戰軍和各兵團黨委作了指示。完全不迴避「為了談判」，而是正面說清楚渡江與談判的關係。這是一篇充分相信幹部並致力提高覺悟的好文章。確是鄧小平、陳毅的風格。
鄧小平、陳毅的電文於4月12日下達並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
毛澤東充分尊重鄧小平、陳毅的意見，於4月14日復示說：
「總前委4月12日指示電甚好。請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師以上幹部著重說明推遲渡江時間的理由，加強戰鬥準備工作，並多籌糧草油鹽。」
此後，關於渡江時間，又經過多次反覆商量，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終於在4月18日9時作出了決定：
「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團於4月20日開始攻擊，22日實行總攻，一氣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