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解放戰爭經過一年的較量，到1947年6月，整個戰局已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基本變化。我軍不僅總兵力有了上升，而且士氣旺盛。
對此，蔣介石的後台老板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共產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的戰鬥力和士氣降低。毋寧說正相反，他們似乎獲得了較好的武器供給，自信有繼續戰鬥兩三年的能力，估計到時會控制長江以北地區。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美］瑞阿、布留爾：《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而蔣介石對山東和陝北兩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已近破產，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對蔣介石的信仰動搖。正如蔣介石在這一年的6月所說：「我認為最危險最痛心的一件事」，是「現在一般高級將領對於統帥的信仰，可以說完全喪失了！我親口說的話，親手訂的計畫，告訴前方將領，不僅沒人遵照執行，而且嫌我麻煩覺得討厭！以為委員長年紀老了，過了時代，好像家庭里的一個老頭了，嘮嘮叨叨，什麼都管，盡可不必重視他」。（蔣介石：《國軍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務》，1947年6月5日）
同時，蔣介石還對一年來的所謂「剿匪軍事」進行了檢查。他說：「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但是，「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了，我們不但未把匪軍消滅，而且還不能使剿匪軍事告一段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蔣介石認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質方面，而是在士氣精神方面」。（《蔣介石對軍官訓練第三期研究班全體學員的講話》，1947年6月1日）
然而蔣介石並不甘心他的失敗，向司徒雷登請教。司徒雷登認為已到了採取緊急措施的時候了。蔣介石聽從其主子的意見，實行了一系列措施。6月28日，授意最高法院下令「通緝」中共主席毛澤東。
6月30日，又召開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在會上發表了《當前時局之檢討與本黨重要之決策》的講話，他說：當前的形勢已到了「千鈞一髮，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必須「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來改造黨並挽救當前的危機」。挽救危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明令討伐共匪」，「另一種方式是不下討伐令而採取全國總動員的方式，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以加強剿匪軍事力量」，（《黨團統一組織重要文獻》，第14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會上，根據蔣介石的意見通過了三點決議：（1）加強「剿共」軍事力量；（2）黨、團合併，以加強力量；（3）如期進行普選。
7月4日，蔣介石向他的政府提議並通過了「如期實現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以政府訓令的形式向各地頒布：「勵行全國總動員令，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立即切實執行。」（《總動員與戡亂建國運動》，時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3頁）
接著，在7月7日，蔣介石又發表了「戡亂建國」的廣播演說，一方面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放棄根據地，像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以和平合法的政黨來爭取選民，企圖以和平的手段來瓦解中共；另一方面又誣衊中共是「公開叛亂」，「破壞交通，破壞工礦，而且到處破壞奄奄一息的農村」，要求「舉國一致」，集中「意志與力量」，「抱定決心戡平叛亂」。（《總動員與戡亂建國運動》，時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