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衛戰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戰場處於極端困難的時刻。胡宗南的十幾萬兵力，利用其優勢裝備，氣勢洶洶地殺向邊區。至1947年3月16日已突破我防禦部隊的第一線陣地。延安處在敵人重兵壓境的危急情勢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團，保衛陝甘寧邊區，進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強有力的指揮員來統率邊區的部隊。毛澤東選中了彭德懷。
3月16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自3月17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同志指揮」。彭德懷乃出任西北野戰兵團統帥，直接指揮西北戰場上的野戰部隊作戰。
根據軍委命令，以張宗遜、廖漢生的第1縱隊、王震的第2縱隊和羅元發的教導旅、張賢約的新4旅，組成西北野戰兵團（7月31日定名為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和彭德懷一起受命的習仲勛，當時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他長期在西北地區工作，深諳陝甘寧地理民情，與邊區幹部和群眾有密切聯繫。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臨延安城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仍在王家坪。
當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員，在王家坪毛澤東住處的窯洞里開會，研究撤出延安後的工作和西北野戰兵團的作戰部署。
會後，彭德懷、習仲勛等人再三催請毛澤東啟行。直到黃昏，毛澤東才走出窯洞，對彭德懷說：「胡宗南佔領延安，也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命運。」他伸出一個指頭對著彭德懷，又說：「你只要1個月能消滅敵人1個團，不用3年就可以收復延安。」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離開王家坪，坐汽車經飛機場、橋兒溝、拐峁，沿咸（陽）榆（林）公路向東北轉移。
彭德懷和習仲勛送走毛澤東、周恩來，轉回王家坪住處，第1縱隊司令員張宗遜、政治委員廖漢生等著彙報情況，接受任務。彭德懷對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揮員們說：要告訴我們的幹部和戰士，放棄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是暫時的。我們的指戰員對黨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應該聽毛主席的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進來，正是為了消滅胡宗南。
彭德懷派人繼續了解延安機關和群眾的疏散轉移情況，又親自到楊家嶺等地進行檢查。他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意圖，「同前方部隊首長都通了電話，規定了撤退路線，告訴了意圖和撤退時間」。（《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46頁）這時敵人離延安越來越近，槍炮聲清晰可聞，而這位沙場老將仍然鎮定自若。參謀長張文舟說：「撤電話吧！」彭德懷答：「不忙！我們高級機關撤得早，下邊也就撤得早，這對監視敵人不利。」
夜裡，槍炮聲越來越緊，敵人的炮彈已經落到延安城東的飛機場，從王家坪順大路往東撤走已經很難了。周圍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懷環視了一下身邊的人，說：「你們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這一撤退，對部隊和群眾都有很大影響。我們的指揮機關一定要堅持到最後，這樣大家心裡才穩當。」直到19日拂曉，在一切部署停當以後，彭德懷在窯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後把手一擺，說聲：「走！」即率領西北野戰兵團的指揮機關，從王家坪後溝一條小路翻過山頭，向東北方向走去。這條小路，是彭德懷平時散步時發現的。這種隨時留心對地形、道路的觀察，可以說已經成為他的習慣。
巍巍寶塔山，清涼的延河水，銘刻著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窯洞，留下了無數革命者的辛勞汗水和前進的腳印。一旦離開它，誰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懷發現有的幹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頻頻回首，眺望朦朧中的寶塔。彭德懷邊走邊沉思著，不時對大家說：「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進來了。我們這裡雖然苦一點，晉南陳賡那裡卻減輕了負擔，可以放手發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這麼瘋狂，趕得我們丟了老家，還得走夜路。敵人佔領延安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還要回來的。」「延安是我們的，誰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國都將是我們的。」他的話把大家的情緒鼓了起來。
20日中午，彭德懷率領指揮機關抵達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這裡召開司令部全體人員會議，正式組成西北野戰兵團指揮機構，張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參謀長，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范兼野戰兵團後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員共五六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