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牆上有這麼幾行文字："我不屬於任何人，我屬於全世界。你們進來時經過這裡，出去時還要經過這裡。"
狄德羅：《宿命論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亞歷山大·費里。我有幸結識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說，我的姓名既帶光榮的金屬，又有偉大的馬其頓人的遺風。但是這個擲地有聲的威武的名字同寫這篇東西的灰溜溜的人並不相似。我現在在聖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街的一家旅館樓上，這裡雖說是南城，但已沒有南城的特色了。我已經七十多歲；還在教英語，學生為數不多。由於優柔寡斷、漫不經心，或者別的原因，我沒有結婚，如今還是單身。我並不為孤獨感到苦惱；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發現自己垂垂老矣；確鑿無疑的癥狀是對新鮮事物不感興趣，不覺驚異，也許是因為我注意到新鮮事物也不特別新鮮，只有一些微小的變化而已。年輕時，我感懷的是傍晚、郊區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寧靜。我不再以哈姆雷特自擬。我加入了保守黨和一個象棋俱樂部，經常以旁觀者的身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國立圖書館某個幽暗的書架上找到我寫的《約翰·威爾金斯簡析》，這部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訂其中的許多疏漏錯誤。據說圖書館的新館長是個文人，從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彷彿現代文字還不夠簡單似的，他還致力於頌揚一個想像的江湖氣十足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從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來到這個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個江湖哥們或者據說是江湖哥們的人。以後如果有機會，我不妨把那件事寫出來。
上文說過，我是單身一人；前幾天，一個聽我談起費爾明·埃古倫的鄰居告訴我埃古倫已經在埃斯特角去世。
那個人從來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卻使我鬱鬱不樂。我知道自己很孤獨；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道代表大會事件的人，再沒有誰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憶了。如今我是最後一個大會代表。當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但是我的情況和別人不同。這一點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將來的無數夥伴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聖的名義發誓決不泄露代表大會的內情（世界上有沒有神聖或非神聖之分？），不過同樣確切的是，我現在成了發偽誓的人也是代表大會的一部分。這句話聽來費解，不過能引起讀者的好奇心。
不管怎麼說，我自找的任務不是容易的。我從沒有嘗試過記敘體裁，連書信式的敘事文章都沒有寫過，並且更為嚴重的是，我記錄的故事難以置信。由那位不應被遺忘的詩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塞·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來寫這篇文章是最合適的了，但是為時已晚。我決不故意歪曲事實，但我預感到懶散和笨拙會使我不止一次地出些差錯。
確切的日期無關宏旨。我們只要記住我是1899年從我家鄉聖菲省來的。我一直沒有回去過；儘管布宜諾斯艾利斯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已經習慣於這個城市，正如人們習慣於自己的身體或者一種老毛病那樣。我不太在乎地預見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剋制離題的脾氣，趕緊講事情的經過。
歲月不能改變我們的本質，如果我們有本質的話；促使我一晚去參加世界代表大會的衝動，正是最初踏進《最後一點鐘報》編輯部的衝動。對於一個外省的窮青年來說，記者的職業有點浪漫，正如首都的窮青年認為當一個高喬或者小莊園的僱工會很浪漫一樣。當初我想當新聞記者並不感到慚愧，現在卻覺得單調乏味。我記得我的同事費爾南德斯·伊拉拉說過，新聞記者寫的東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願望是寫傳世之作。他已經雕琢（這是通用的動詞）出一些完美的十四行詩，後來略加修潤，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出版了。
我記不清第一次是怎麼聽說代表大會的。也許是出納付給我第一個月工資的那天下午，我為了慶祝布宜諾斯艾利斯接納了我，邀請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飯。他謝絕了，說是不能不參加代表大會。我立即領會到他談的不是坐落在一條西班牙人集居的街道盡頭的、有圓拱頂的漂亮的建築，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們談論代表大會時，有的帶著明顯的諷刺口吻，有的壓低了聲音，有的顯得驚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無所知。過了幾個星期六之後，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對我說已經辦好了必要的手續。
那是晚上十來點鐘。伊拉拉在電車裡告訴我，預備會議一般在星期六舉行，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也許被我的名字打動，批准了申請。我們走進加斯咖啡館。大會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個，圍坐在一張長桌前；我記不清有沒有主席台，後來回憶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認出了我從未見過的主席。堂亞歷山大是個上了年紀的、道貌岸然的人，前額寬闊，灰色眼睛，紅鬍子已夾有銀白。他老是穿深色的長禮服，常常兩手交疊擱在拐杖柄上。他身材高大壯實。左邊是個年紀比他輕許多的男人，頭髮也是紅色；紅得像火，而格倫科埃先生的鬍子卻叫人聯想起秋天的楓葉。右邊是個長臉的小夥子，額頭低得出奇，衣著像是花花公子。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幾個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婦女在座，在許多男人中間分外突出。長桌另一頭有個十來歲的男孩，穿著水手服，過不多久就睡著了。還有一位新教牧師，兩個顯而易見的猶太人，一個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閑人那樣，脖子圍著絲巾，衣服緊裹著身體）。黑人和小孩面前是兩杯牛奶可可。其餘的人給我印象不深，只記得一位馬塞洛·德爾馬索先生，特別客氣，談吐文雅，可是以後再也沒有見到。我保存著一次會議的照片，拍攝得模糊不清，不準備公布，因為當時的服裝、長頭髮和鬍子給與會者一種戲謔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當時的場面顯得虛假。任何團體都有創造自己的方言與規矩的傾向；代表大會（它一直給我某種夢幻似的感覺）似乎希望代表們不必急於了解大會的宗旨，甚至不必急於知道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職責是別提問題，我避免向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打聽，因為問他也不會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出席，過了一兩個月就懂得規矩了。從第二次會議開始，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南方鐵路公司的工程師，名叫唐納德·雷恩，後來他教我英語。
堂亞歷山大沉默寡言；代表們發言時臉並不對著他，不過我覺得是說給他聽的，希望得到他贊同。他只要緩緩做個手勢，討論的題目立刻就改變。我逐漸發現，他左邊那個紅頭髮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爾。我還記得他脆弱的模樣，那是某些身材非常高的人的特點，彷彿他們的高度使他們頭暈，便成了彎腰曲背。我記得他手裡常常玩弄一個銅的羅盤，有時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個愛爾蘭團隊當步兵陣亡。老是坐在右邊的是前額很低的小夥子，主席的外甥，費爾明·埃古倫。我不再相信現實主義手法，如果有的話只是虛假的體裁；我喜歡把我逐漸明白的東西痛痛快快一下子抖摟出來。首先，我希望讓讀者了解我以前的情況：我是一個卡西爾達的窮孩子，小莊園僱工的兒子，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突然臍身（我是這樣感覺的）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並且也許是世界的核心。已經過了半個世紀，我仍有當初那種眼花繚亂的感覺，這種感覺以後肯定還會有。
事實俱在；我盡量說得簡單一點。主席堂亞歷山大·格倫科埃是烏拉圭莊園主，他的農莊和巴西接壤。他父親是阿伯了人，上世紀中葉到美洲定居。他帶來一百來本書，我敢肯定，堂亞歷山大一輩子就只看了這些書。（我之所以提到這些雜七雜八的、目前都在我手頭的書，是因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根源。）第一個格倫科埃死後有子女各一，兒子後來就是我們的主席。女兒和埃古倫家的人結了婚，就是費爾明的媽媽。堂亞歷山大嚮往有朝一日當上議員，但是政治領袖們把他拒於烏拉圭代表大會門外。他好不氣惱，決定創立另一個範圍更廣的代表大會。他想起在卡萊爾激情的篇章里讀到過那個崇拜神聖的理念的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事迹，克盧茨代表三十六個國籍不同的人，以"人類發言人"的名義在巴黎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在他榜樣的啟發下，堂亞歷山大籌劃組織一個代表所有國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中心設在加斯咖啡館；開幕式用四年時間籌備，在堂亞歷山大的莊園舉行。堂亞歷山大同許多烏拉圭人一樣，不擁護阿蒂加斯，但愛布宜諾斯艾利斯，決定代表大會在他的祖國召開。奇怪的是，原定計畫精確無比地執行了。
起初我們都領取固定的津貼，但是大家熱情很高，費爾南德斯·伊拉拉雖然和我一樣窮，放棄了津貼，大家也這麼做了。這一措施很有好處，有助於分清良萎；代表人數減少，剩下我們這些忠貞不渝的人。唯一有報酬的職務是秘書，諾拉·厄夫約德沒有其他收入，工作又極其繁重。組織包羅全球的機構不是輕易的事。大量信件電報往返聯繫。秘魯、丹麥、印度斯坦都有來信支持。有個玻利維亞人來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