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闆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復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複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裡買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告訴了我他生活中一個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於眾。當然，有些細節要作些改動。
"我要講一件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現在已恍如隔世。也許可供你作為一篇小說的素材，你當然會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沒有對你說過，我是恩特雷里奧斯人。我們說不上是猶太高喬；從來就沒有猶太高喬。我們是商人和小莊園主。我生在烏爾第納蘭，對那個地方已毫無印象；我父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店時，我年紀很小。我們家過去幾個街區就是馬爾多納多河，再過去是荒地。
"卡萊爾說過，人們需要英雄。格羅索寫的傳記使我崇拜聖馬丁，但是我發現他只是一個在智利打過仗的軍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銅雕像和一個廣場的名字。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遇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費拉里，對我們兩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
一據說我們那個區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麼野，不過每一家雜貨鋪里都有一幫愛尋釁鬧事的閑人。費拉里老是泡在三執政-泰晤士雜貨鋪。促使我成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發生在那裡。我去買一夸特馬黛茶。一個留著長頭髮和鬍子的陌生人跑來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費拉里和顏悅色地對他說：
"喂，咱們前晚不是在胡利亞娜舞場見過面嗎？你是哪裡來的？
"聖克里斯多巴爾，對方說。
"我有話奉勸，費拉里暗示說，你以後別來啦。這兒有些蠻不講理的人也許會讓你不痛快。
"聖克里斯多巴爾來的人一甩鬍子走了。或許他並不比對方差勁，但他知道強龍鬥不過地頭蛇。
"從那天下午開始，弗朗西斯科·費拉里成了我十五歲時的嚮往的英雄。他身體壯實、相當高大、儀錶堂堂，算是時髦的。他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不久，我們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親、姨媽在一起；我們碰上幾個大小夥子，其中一個粗聲粗氣地對其餘的人說：
"放她們過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這時費拉里正好從家裡出來，他插手了。他面對那個挑釁的人說：
"你既然想找事，幹嗎不找我？
"他挨著個兒慢慢地瞅著他們，誰都不吭聲。他們知道費拉里。
"他聳聳肩膀，向我們打了招呼走了。在離開前，他對我說：
"你如果沒事，待會兒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媽莎拉說：
"一位紳士，他讓夫人們得到尊敬。
"我母親怕我下不了台，評論說：
"我看是一個容不得別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該怎麼向你解釋。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樣，我有了這家我喜歡的書店，我看看這裡的書，我有像你這樣的朋友，我有妻子兒女，我加入了社會黨，我是個阿根廷好公民，是個好猶太人。我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現在你看我的頭髮幾乎脫光了；當時我卻是個窮苦的俄羅斯小夥子，紅頭髮，住在郊區。人們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試圖同別人相似。我自己起了聖地亞哥這個名字，以迴避原來的雅各布，菲施拜恩這個姓沒有動。我們大家都努力符合人們指望看到我們的模樣。我意識到人們對我的蔑視，我也蔑視自己。在那個時代，尤其在那種環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見了女人就膽戰心驚；我為自己畏葸的童貞感到羞愧。我沒有同齡的朋友。
"那晚我沒有去雜貨鋪。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總覺得費拉里的邀請帶有命令的口吻。一個星期六的晚飯後，我走進那個地方。
"費拉里在一張桌子上座。一共六七個人，我都面熟。除了一個老頭之外，費拉里年紀最大。老頭言語不多，說話的神情很疲憊，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記得：堂埃利塞奧·阿馬羅。他鬆弛的寬臉有一條橫貫的刀疤。後來我聽說他吃過官司。
"費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奧挪個地方，讓我坐在他左邊。我受寵若驚，手腳都不知道往哪裡擱才好。我怕費拉里提起前幾天叫我丟人的事。根本沒提；他們談的是女人、賭牌、選舉、一個該到而沒有到的歌手以及區里的事。起初他們和我格格不入；後來接納了我，因為費拉里要他們這樣做。儘管他們大多有義大利姓，他們各自都覺得是土生土長的，甚至是高喬，別人也有這種感覺。他們有的趕馬幫，有的是車把式，甚至是屠夫；他們經常同牲口打交道，氣質接近農民。我覺得他們最大的願望是成為胡安·莫雷拉那樣的人。他們最後叫我小羅來，不過這個綽號並沒有輕蔑的意思。我跟他們學會了抽煙和別的事。
"在胡寧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問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費拉里的朋友。我說不是；我覺得如果回答說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闖進來盤問我們。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們沒有碰費拉里。半個月後，重演了一次；這次費拉里也給帶走了，他腰裡有把匕首。也許他在本區的頭頭那裡已經失寵。
"現在我覺得費拉里是個可憐蟲，上當受騙，被人出賣；當時他在我心目中卻是一個神。
"友誼是件神秘的事，不次於愛情或者混亂紛蕪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時覺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為幸福不以別的事物為轉移。勇敢的、強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費拉里居然對我這個不屑一顧的人懷有友情。我認為他看錯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誼。我試圖迴避，但他不允許。我母親堅決反對我同她稱之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來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講給你聽的故事的實質是我和費拉里的關係，不是那些骯髒的事情，如今我並不為之感到內疚。只要內疚之感還持續，罪過就還存在。
"又回到費拉里旁邊座位上的老頭在同他竊竊私語。他們在策劃。我在桌子另一頭聽到他們提起韋德曼的名字，韋德曼的紡織廠靠近郊區，地段偏僻。沒多久，他們不作什麼解釋，吩咐我去工廠四面轉轉，特別要注意有幾扇門，位置如何。我過了小河和鐵路時已是傍晚。我記得附近有幾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樹林、幾個坑。工廠是新蓋的，但有些荒涼的況味；它紅色的磚牆在我記憶中如今和夕陽混淆起來。工廠周圍有一道鐵欄杆。除了正門之外，有兩扇朝南的後門，直通工廠房屋。
"你也許已經明白了，可是我當時遲遲沒有懂得他們的用意。我作了彙報，另一個小夥子證實了我說的情況。他的姐姐就在工廠工作。大家約好某個星期六晚上都不去雜貨鋪；費拉里決定下星期五去搶劫。我擔任望風。在那之前，最好別讓人家看見我們在一起。我們兩人走在街上時，我問費拉里：
"你信得過我嗎？
"當然啦，他回說。我知道你是個男子漢。
"那天和以後幾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對母親說，我要去市中心看新來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體面的衣服，去莫雷諾街。電車路很長。到了警察局，他們讓我等著，最後一個姓阿爾德或者阿爾特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我說有機密事情相告。他讓我大膽說。我向他透露了費拉里策劃的事。使我詫異的是他竟不知道這個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奧時情況卻不同。
"噢，他說。那原是東區團伙的。
"他請來另一位管轄我那個區的警官，兩人商談了一會兒。其中一個稍帶譏刺的口氣問我：
"你是不是認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來舉報？
"我覺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說：
"是的，先生。我是個好阿根廷人。
"他們囑咐我照舊執行我頭頭的命令，但是發現警察趕到時不要打唿哨發出約定的暗號。我告辭時，兩人中間的一個警告我說：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裡爬外的下場是什麼。
"兩個警官說了這句黑話高興得像是四年級的學生。我回說：
"他們殺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