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維多利亞·奧坎波
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第二百四十二頁有段記載，說是十三個英國師（有一千四百門大炮支援）對塞爾一蒙托邦防線的進攻原定於1916年7月24日發動，後來推遲到29日上午。利德爾·哈特上尉解釋說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當然並無出奇之處。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准博士的證言，經過記錄、複述、由本人簽名核實，卻對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說明。證言記錄缺了前兩頁。
……我掛上電話聽筒。我隨即辨出那個用德語接電話的聲音。是理查德·馬登的聲音。馬登在維克托·魯納伯格的住處，這意味著我們的全部辛勞付諸東流，我們的生命也到了盡頭——但是這一點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來如此。這就是說，魯納伯格已經被捕，或者被殺。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馬登毫不留情。說得更確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賣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日耳曼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可笑地鎖上門，仰面躺在小鐵床上。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既無預感又無朕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裡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了事；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勝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經騙過了理查德·馬登，只等上絞刑架，承認自己害怕也無所謂了），心想那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自嗚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準備轟擊昂克萊的英國炮隊所在地的名字。一隻鳥掠過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為一架飛機，再把這架飛機化成許多架，在法國的天空精確地投下炸彈，摧毀了炮隊。我的嘴巴在被一顆槍彈打爛之前能喊出那個地名，讓德國那邊聽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軀所能發的聲音太微弱了。怎麼才能讓它傳到頭頭的耳朵？那個病懨懨的討厭的人，只知道魯納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閉塞的辦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們的消息，沒完沒了地翻閱報紙……我得逃跑，我大聲說。我毫無必要地悄悄起來，彷彿馬登已經在窺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檢查一下口袋裡的物品，也許僅僅是為了證實自己毫無辦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東西。那隻美國掛表，鎳製表鏈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幣，拴著魯納伯格住所鑰匙的鏈子，現在已經沒有用處但是能構成證據，一個筆記本，一封我看後決定立即銷毀但是沒有銷毀的信，假護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幣，兩個先令和幾個便士，一枝紅藍鉛筆，一塊手帕和裝有一顆子彈的左輪手槍。我可笑地拿起槍，在手裡掂掂，替自己壯膽。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不出十分鐘，我的計畫已考慮成熟。電話號碼簿給了我一個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報傳出去：他住在芬頓郊區，不到半小時的火車路程。
我是個怯懦的人。我現在不妨說出來，因為我已經實現了一個誰都不會說是冒險的計畫。我知道實施過程很可怕。不，我不是為德國乾的。我才不關心一個使我墮落成為間諜的野蠻的國家呢。此外，我認識一個英國人——一個謙遜的人——對我來說並不低於歌德。我同他談話的時間不到一小時，但是在那一小時中間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隨時都可能敲我的門，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對著鏡子里的我說了再見，下了樓，打量一下靜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車站離此不遠，但我認為還是坐馬車妥當。理由是減少被人認出的危險；事實是在闃無一人的街上，我覺得特別顯眼，特別不安全。我記得我吩咐馬車夫不到車站人口處就停下來。我磨磨蹭蹭下了車，我要去的地點是阿什格羅夫村，但買了一張再過一站下的車票。這趟車馬上就開：八點五十分。我得趕緊，下一趟九點半開車。月台上幾乎沒有人。我在幾個車廂看看：有幾個農民，一個服喪的婦女，一個專心致志在看塔西倫的《編年史》的青年，一個顯得很高興的士兵。列車終於開動。我認識的一個男人匆匆跑來，一直追到月台盡頭，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馬登上尉。我垂頭喪氣、忐忑不安，躲開可怕的窗口，縮在座位角落裡。我從垂頭喪氣變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決鬥已經開始，即使全憑僥倖搶先了四十分鐘，躲過了對手的攻擊，我也贏得了第一個回合。我想這一小小的勝利預先展示了徹底成功。我想勝利不能算小，如果沒有火車時刻表給我的寶貴的搶先一著，我早就給關進監獄或者給打死了。我不無詭辯地想，我怯懦的順利證明我能完成冒險事業。我從怯懦中汲取了在關鍵時刻沒有拋棄我的力量。我預料人們越來越屈從於窮凶極惡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強盜了；我要奉勸他們的是：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我就是那樣做的，我把自己當成已經死去的人，冷眼觀看那一天，也許是最後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臨。列車在兩旁的(木岑)樹中徐徐行駛。在荒涼得像是曠野的地方停下。沒有人報站名。是阿什格羅夫嗎？我問月台上幾個小孩。阿什格羅夫，他們回答說。我便下了車。
月台上有一盞燈光照明，但是小孩們的臉在陰影中。有一個小孩問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個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說道：他家離這兒很遠，不過您走左邊那條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會找不到的。我給了他們一枚錢幣（我身上最後的一枚），下了幾級石階，走上那條僻靜的路。路緩緩下坡。是一條泥土路，兩旁都是樹，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圓的月亮彷彿在陪伴我走。
有一陣於我想理查德·馬登用某種辦法已經了解到我鋌而走險的計畫。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宮的中心院子的慣常做法。我對迷宮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孫，彭囗是雲南總督，他辭去了高官厚祿，一心想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建造一個誰都走不出來的迷宮。他在這些龐雜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個外來的人刺殺了他，他的小說像部天書，他的迷宮也無人發現。我在英國的樹下思索著那個失落的迷宮：我想像它在一個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動，被稻田埋沒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廣闊無比，不僅是一些八角涼亭和通幽曲徑，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國組成……我想像出一個由迷宮組成的迷宮，一個錯綜複雜、生生不息的迷宮，包羅過去和將來，在某種意義上甚至牽涉到別的星球。我沉浸在這種虛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處境。在一段不明確的時間裡，我覺得自己抽象地領悟了這個世界。模糊而生機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時光，以及輕鬆的下坡路，這一切使我百感叢生。傍晚顯得親切、無限。道路繼續下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開兩支。一陣清悅的樂聲抑揚頓挫，隨風飄蕩，或近或遠，穿透葉叢和距離。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我這麼想著，來到一扇生鏽的大鐵門前。從欄杆里，可以望見一條林陰道和一座涼亭似的建築。我突然明白了兩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難以置信；樂聲來自涼亭，是中國音樂。正因為如此，我並不用心傾聽就全盤接受了。我不記得門上是不是有鈴，還是我擊掌叫門。像火花迸濺似的樂聲沒有停止。
然而，一盞燈籠從深處房屋出來，逐漸走近：一盞月白色的鼓形燈籠，有時被樹榦擋住。提燈籠的是個高個子。由於光線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臉。他打開鐵門，慢條斯理地用中文對我說：
"看來彭熙情意眷眷，不讓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參觀花園吧？"
我聽出他說的是我們一個領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著說：
"花園？"
"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潮起伏，難以理解地肯定說：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園。"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請進，請進。"
潮濕的小徑彎彎曲曲，同我兒時的記憶一樣。我們來到一間藏著東方和西方書籍的書房。我認出幾卷用黃絹裝訂的手抄本，那是從未付印的明朝第三個皇帝下詔編纂的《永樂大典》的逸卷。留聲機上的唱片還在旋轉，旁邊有一隻青銅鳳凰。我記得有一隻紅瓷花瓶，還有一隻早幾百年的藍瓷，那是我們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著打量著我。我剛才說過，他身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