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想法不一致，仗還沒打，贛北日軍就與他們的總部出現了貌合神離的狀況。岡村在任時，每次開戰前夕，他都要乘坐飛機、汽車乃至汽艇，儘可能地遍訪各參戰師團，在鼓舞軍心的同時，順便掌握前線實情。這次不同，負實際指揮責任的園部自始至終都坐在漢口閉門造車地下命令，贛北參戰的師旅團長們也毫不在乎，各自為戰，各事戰功，這種「輕浮疏忽」的舉動，無疑觸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計畫，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第三十四師團及第二十旅團從北、中、南三路實施分進合擊。
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軍率先啟動，這兩路日軍負責對中方第十九集團軍側翼的部隊進行攻擊，把它們壓向中路，最後在被視為贛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圍殲滅。
戰鬥開始不久，北路設防的中方第七十軍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進行側擊，一部後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線兵團。
雖然看上去只是簡單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卻是中方戰略思想上的重大轉變。
從淞滬會戰到武漢會戰，直至南昌會戰，中國軍隊採用的習慣性打法，都是一線展開的傳統單線布防。單線布防需要填充大量軍隊，在淞滬會戰中，中國就調集多達七十個師，把整個上海防線都全部塞滿了。
這是抗戰早期的標準戰略思想，它的好處之一是開始可以防較長時間。可是在現代戰爭中，幾乎沒有什麼防線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線陣地被突破，往後面去便不堪設想。淞滬會戰是一潰千里，從上海到南京這一段幾乎找不到較強的完整部隊來繼續設防。南昌會戰也一樣，當日軍攻破前沿陣地時，羅卓英手中都沒有援軍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軍即將兵臨南昌城下，那麼重要一座城池，城裡居然僅有保安隊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點則乾脆只有警察可供維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該守的地方沒人守，一些對全局不起關鍵作用的地域，因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對正面戰場做過認真觀察的駐華美國武官分析說，中國軍隊往往會輕易放棄那些只要幾千人就能守住的陣地，反而在一個理論上不能防守的地方會死守好幾個星期乃至好幾個月。
這位武官對此表示無奈：「他們硬要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打，為這個著急是沒有用的。」但其實很多時候，也並不是中國人一定想這麼打，是打著打著就成這樣了。
在屢戰屢敗的情況下，中國軍隊謀略層窮極思變，開始絞盡腦汁地構思一些新穎的戰略方案。一些有識之士都不約而同地想到，如果換一種打法，不固守一線，而是逐次抵抗，後退至一定距離，待援軍到達後再與敵決戰，會不會不一樣？
在這股大潮作用下，單純防禦的固定模式逐漸被打破，「後退決戰」的戰略思想一點點浮出水面。事實上，在高安之戰中，羅卓英已經有了「後退決戰」的意識，他沒有將七十四軍繼續填進高安防線，而是暫時放棄高安，就是有了後退一步制敵的考慮。
贛北和湘北地形都為「後退決戰」創造了條件。這裡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屢經破壞，決定了它們與平原不同，不是隨地皆可運動。運動受限，加之沿途的傷亡疲勞，戰鬥時間越長，突進的日軍越容易成為強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勞的守軍所擊退。
羅卓英敢於留置七十軍的一部進行側擊，而不怕這股力量被日軍趁勢殲滅，則是掌握了日軍的作戰特點和習慣。
抗戰前，中國社會的主流傾向是「軍事學東洋，政治學西洋」，軍官學校的教程主要翻譯自日本，日本教官也有不少。以重點培養軍事幕僚人員為目標的陸軍大學為例，前九期請的都是日本教官。某種意義上，中國軍人其實就是日本軍人的學生，對「老師」使用的戰術，「學生」並不陌生。
日軍的戰術原則很多，但核心的只有一條，即「攻擊第一，包圍第一」，岡村的指揮再精妙，其基本思路也脫離不了這條主線。反映在實戰中，就是日軍眼中往往只有要攻佔或合圍的目標地點，而忽略殲滅對方的有生力量。
南京是如此，徐州是這樣，就連岡村親自指揮的南昌戰役也概莫能外。當時側翼有許多中國的敗退部隊落在敵後，如果具備機動優勢的日軍打定主意要予以殲滅，這些部隊都將難逃滅頂之災，偏偏日軍僅以攻城掠地為滿足，把它們都輕易給放過了。
正是知道日軍第三十三師團眼裡全是上高，所以羅卓英才會在側翼放置相當數量的反擊部隊。反擊部隊將與日軍背道而馳，然後再回過頭來對第三十三師團展開騷擾和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