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師長成了王老闆，開始辦廠做起了買賣。他非常有生意頭腦，工廠紅紅火火，還開起了分廠。不過與當時常見的利用部隊牟利不同，所有工廠和生意機構都屬於王耀武的私人企業，他也不親自參與，而是另外安排友人託名辦理。賺到錢之後，這些錢大部分被用于軍隊補貼，以提高和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
北伐戰爭前後，若就國內生活水平來比較，中國軍人的待遇還是可以的，要是能夠正常發放不欠餉的話，甚至稱得上優厚。以粵軍為例，士兵每月有三元錢（指銀元）的軍餉、六元錢的伙費食，只要不染上什麼不良嗜好，每個月都會有結餘的錢寄回家。軍官從准尉起，每月有三十二元軍餉，做到少將，就有三百二十元，如果祖墳冒青煙，能升到上將，每個月就有八百元！
有實權的主官還有更大的收益來源，比如只要把軍隊經費存入私人銀行，就可以獲取高額利息。在國民黨將領中，方靖算是比較清廉的一個，但據他自述，僅團長一任，就花四千元大洋在上海買到了一處舊房，升任旅長後，又花一萬兩千元將舊房翻建成樓房，還資助其兄在南洋開辦了一家印刷廠。
以後隨著幣制改革，軍餉由銀元改成了鈔票，即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抗戰前物價還較為穩定，抗戰後物價翻著跟頭往上升，法幣迅速貶值，而士兵的薪餉和伙食費仍未有增加，這點錢根本就買不到什麼蔬菜食油，用士兵的話來說，「（發到的鈔票）拿來擦屁股都嫌打滑！」
如果軍糧保障再出點問題，士兵就連喝粥都難了，所以當時不少部隊都有逃兵現象，一則是因為在前線食不果腹；二則很多士兵都是抓來的壯丁，他們被抓後，非常擔心家屬生計無著。
軍官的日子並不比士兵好過。「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軍政部規定發「國難薪」，上將至上校的軍餉減半，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相比之下，高層軍官受到的影響較小一些，甚至那些有實權的主官也照舊可以通過各種創收渠道為自己牟利，苦的是基層軍官和那些有職無權的幕僚，他們不比士兵，大多拖家帶口，負擔很重，光靠「國難薪」根本無法維持。於是能帶兵的就吃兵缺，或者讓士兵幫自己去幹活跑生意，帶不了兵的甚至偷偷利用部隊的騾馬去馱鹽換土特產，以便維持起碼的生活和體面。
王耀武很清楚這些，他也知道這些問題上面解決不了，只能「自力救濟」。他在江西、廣西等地購買田地，讓年老傷殘官兵開墾農場，部隊整補編訓時，也開墾農場和畜牧場，以種植蔬菜、水果直至雞、鴨、豬、魚，名為「農兵合一」，所獲成果均用來改善官兵的副食。以練兵見長的馮玉祥曾巡視七十四軍，巡視之後對七十四軍官兵的生活條件也表示滿意。
自然，那個「王老闆」的身份同樣是不能捨棄的，抗戰期間，王耀武不但辦企業照舊，還派人在各地販售日用品，這些日用品也銷給七十四軍官兵，不過價格比市場價格要低一成。
手裡有了銀子，辦事才能不慌不忙。在七十四軍，各級官兵在資金上有任何公私困難，都能夠立即得到解決。部屬有私事回家，只要去見上王耀武一面，王耀武都要另送旅費相贈，以壯行色，因此所屬官兵對他無不感恩戴德，爭相效命。
王耀武不是那種裝模做樣的人，軍官收入羞澀，不僅會令其本人窘迫和難堪，也不利於激勵士氣和吸引人才，畢竟人不能總是靠熱血沸騰的口號活著。正是明曉這一點，王耀武允許七十四軍的基層軍官吃空缺——不是兵缺，是長夫缺，即徵用民夫時的缺額。
長夫缺每名是十五元，按規定，團長可以吃二十名，也就是能多得三百元的補貼，連長減半，一直到排長，也可以得到至少十五元。如果部隊需要臨時徵用民夫了，報酬依舊照給不誤，但嚴禁強抓民夫，同樣的，七十四軍也嚴禁吃士兵的空額，這使得部隊的兵員永遠都能保持完整充足。
對中國士兵所處的艱苦條件和英勇精神，到過中國的西方記者無不深感震撼。這些士兵時時面臨被20世紀武器所摧毀的危險，然而他們身後的社會組織和醫療救護卻大多還屬於中國古代。
英國記者阿特麗在前線看到過許多中國士兵，親眼見證了士兵們的身體是多麼消瘦，四肢是多麼孱弱，可就是這樣一種條件，戰場的存活者們仍然會在第二天繼續戰鬥。
在老外看來，這種東方式的堅毅實在是一個神秘的奇蹟。有人甚至為此杜撰了一種理論，說中國人的神經組織一定跟西方人不同，因此也就沒有與西方人同樣的感覺。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還是那位頗有膽魄的美國人卡爾遜說得好：「只要給予中國士兵以精神的激勵和足夠的糧食，那就沒有一種困難他們不能安然渡過。他們的毅力無可超越，他們的忍耐舉世無雙！」
阿特麗也深信，無論武器裝備有多麼落後，後勤條件有多麼簡陋，中國都是必勝的，原因就是這個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士兵。
卡爾遜和阿特麗所言非虛。王耀武的當家，使得七十四軍更加兵精糧足，這支強軍逐漸走向其歷史上的全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