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菲姆脫下靴子，伸出腳來讓我看。乍一看，沒什麼特別的。可要仔細一端詳，在腳掌上可以看出幾道疤。
葉菲姆傷心地說：「快長好了。這也沒辦法，已經是第七個年頭了嘛。」
「這是怎麼回事？」我問他。
「你說這個么？」葉菲姆說：「尊敬的同志，這是我在十月革命的時候受的傷。革命到現在已經六年多了，現在哪個人不想沾點革命的光：這個說我參加過革命，那個也說我為革命流過血，作出了犧牲。你瞧，我可有真憑實據。這是沒法瞎說的……尊敬的同志，雖說我過去不是工人，論成分，是喀琅施塔得城裡的市民，可是我運氣好，那時候倒真為革命作出了犧牲呢。尊敬的同志，我讓革命的汽車給壓傷了。」
說到這兒，葉菲姆神氣活現地瞟了我一眼。他一邊纏裹腳布，一邊說：「是啊，我是讓一輛卡車給壓傷的，這跟一個過路人或者一個什麼無名小卒撞了車可不是一碼事，也不是因為什麼粗心大意或者眼神兒不好。我是在革命最熱火朝天的時候，趕上了這檔子事的。您認識過去那個奧列欣伯爵嗎？」
「不認識。」
「是這麼回事。過去我在這個伯爵家裡當差，給他家擦地板。怎麼說呢，反正一禮拜得去擦兩次，當然一次還要上蠟。那些伯爵老爺可喜歡地板打蠟啦。要我說呀，全是胡鬧、瞎花錢。當然，打蠟地板挺光溜的。伯爵老爺們闊得很，要什麼就有什麼。
「有一回可出了事了：比方說，禮拜一我給他們擦了地板，到禮拜六就革命了。擦地板是禮拜一，革命是禮拜六。在禮拜二那天，也就是革命前四天，他們家的門房跑來叫我：『快去吧，叫你哪！伯爵老爺家遭偷了，丟了東西，懷疑是你乾的。快去吧！要不你的腦袋就得搬家！』
「我披上外套，嘴裡胡亂塞了點吃的，就往老爺家跑。
「到了老爺家，撞開門就進了屋。
「一瞧，太太正大發脾氣，站在地毯上直跺腳。
「她看見我，哭著問：『哎，葉菲姆，是你偷了我那塊女表，九十六開金，四周鑲著鑽石的。』
「『太太，您說什麼呀！我一個男的，拿您的女表有啥用？這不是笑話嗎。對不起，請您原諒我說話沒禮貌。』
「她大聲哭著說：『不，就是你偷的，準是你。』
「突然伯爵親自出馬了，他對在場的人說：『我有的是錢，丟塊表我根本不在乎，可事情不能這麼就算完了。我不願抽你的嘴巴弄髒自己的手，我要叫法院給我追回損失。你給我滾吧。』
「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回到家，我一頭倒下，心裡甭提有多難受啦。因為我真的沒拿他們家的表呀！
「躺了一天，又一天，茶不思飯不想，老在琢磨那塊鑲著鑽石的表能丟到哪兒去呢。
「到了第五天，突然腦子裡蹦出了件事兒：老天爺啊，那塊表是我順手扔到小粉盒裡去了。我從地毯上揀起來，還當是個項鏈，就把它放到粉盒裡了。
「我披上外套，沒顧上吃東酉，就跑上了街。伯爵老爺住在軍官大街。
「我在街上跑著，不知怎麼心裡有點犯疑惑：路上的人怎麼都古里古怪地側著身子走，象怕挨上槍子兒炮彈似的，這是怎麼啦？
「我問過路的人，回答說：『昨兒個發生十月革命啦！』
「我加快步子，使勁地直奔軍官大街。
「到了老爺家門口，看見有一大群人，旁邊還停著一輛汽車。我心裡一動：可別讓汽車壓著啊。可汽車沒動……好啦，沒事兒。我湊上前去打聽：『這兒出什麼事了？』
「『我們正逮捕貴族分子，要把他們押上汽車。我們要消滅這個階級。』
「突然我看見那邊押著人過來了，正是我家的老爺，我擠開大伙兒，喊道：『您那塊表在粉盒裡呢！那塊該死的表在那個小粉盒裡！』
「伯爵老爺真不是個東西，他理都不理我，就上了汽車。
「我朝汽車奔過去，該死的汽車不早不晚偏在這個時候嗚嗚地響了。車輪子正好撞著我，把我甩到了一邊。
「我想：『得，算為革命犧牲了。』」
說到這兒，葉菲姆又脫下靴子，懊惱地打量著腳掌上的傷疤。接著又穿好靴子說：「尊敬的同志，你看見了吧。我為革命吃過苦頭，可以說是作出了犧牲。我倒不是說，這就了不起，可我也不能任人家欺侮。房管會主任丈量我的房間面積時，把我屋子裡五屜櫃下面的那塊地方也算進去了。他還欺侮人，說什麼你這五屜櫃下面該算半米左右吧。這半米不是讓柜子占著嗎，憑什麼算進去？這柜子還是老爺家的呢。」
（1923）⑧
顧亞鈴 白春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