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中國歷史記錄了太多的事件。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辭世，接著「四人幫」倒台。中國即將告別一個時代，但對於中國未來之路該走向何方，人們還在苦苦思索著。
深圳，這個當時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在宋朝曾是文天祥為國揮戈的古戰場。對這個小鎮來說，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鄧小平復出後把廣東作為視察全國的第一站，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將其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彙報者愕然的是，鄧小平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於衷。沉默了好一會兒，鄧小平才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這兩句話讓廣東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悟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這個人就是挑起廣東經濟特區改革大旗、後來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
有一次，吳南生到深圳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元，兩者差距100倍。眼前的事實使吳南生恍然大悟，他這才明白了鄧小平的兩句話。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並沒有什麼羅芳村，居住在那裡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1979年1月16日，吳南生被廣東省委派往汕頭地區宣傳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汕頭是吳南生的故鄉，故鄉的一切讓吳南生心裡十分震驚：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裡面住著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窮則生變，但如何才能儘快變得富裕起來？吳南生心中沒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給他出了個大膽的主意：「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自由港這一類東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21日夜裡，吳南生髮了一份1300字的電報給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第二書記楊尚昆和省委，彙報了自己的想法，得到習仲勛等人的強力支持。後來，習仲勛和吳南生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元帥彙報了廣東的設想。葉劍英非常高興，催他快些向鄧小平彙報。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4月8日，習仲勛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習仲勛的彙報得到了政治局的讚許和支持，華國鋒也說，廣東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國務院下決心給廣東搞點特殊政策，與別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權大一些。
各個小組會議發言後，谷牧向鄧小平作了彙報：廣東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頭等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經驗。但是，這些地方該叫什麼名稱才好？原來有「貿易合作區」、「出口工業區」等等，都覺得不合適，定不下來。鄧小平很贊成「先走一步」的做法。他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5月5日，中共廣東省委具體提出《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初稿）》。這不僅是第一份關於興辦特區的設想方案，同時也是「特區」一詞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現。5月14日，谷牧率領工作組到達廣東，和省委共同起草一個解決廣東「先走一步」問題的文件。6月6日，廣東省委將報告上報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文件批准廣東、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要求兩省先走一步，把經濟儘快搞上去。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創辦「出口特區」，並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這樣，廣東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區的初步設想，得到了最高決策層的正式批准。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濟特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中國經濟特區正式宣告成立。當時的《紐約時報》載文說：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中國的歷史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