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談判的複雜性及跨部門的特點，中國政府於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國務院關貿總協定部際協調小組，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協調談判中的重大政策問題。組長是國務委員張勁夫，副組長是經貿部部長鄭拓彬、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海關總署署長戴傑。
1987年10月，應鄭拓彬之邀，鄧克爾攜特別助理海珊二度訪華。他們先由深圳入境，參觀了中國南方一些地方。在重慶，這位GATT總幹事早上6點就起床去大街小巷體驗生活。當時，山城煙囪林立、碼頭雜亂，鄧克爾深感中國與西方經濟的現實差距，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地位「復關」是有道理的。
此次訪華的成果總體上讓鄧克爾很滿意，但在離京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鄧克爾於10月31日取道香港返回日內瓦，中方為他預訂了班機頭等艙並已確認，但在辦理登機手續時，鄧克爾竟被告知頭等艙滿員，沒有他的座位。負責接待的經貿部交際司工作人員努力與民航交涉，但終無結果。到機場送行的「復關」談判中國代表團團長沈覺人感到臉上無光，不願親自向鄧克爾說明，於是未及送鄧克爾登機便告辭離開了貴賓室。中方陪同人員十分抱歉地告訴了鄧克爾，鄧克爾嘴上說坐什麼艙位都行，但臉上明顯露出不快。這件事使鄧克爾至少感受到，中國在管理和服務方面與國際水平存在的距離絕非個別現象。與國際接軌，談何容易！
「復關」談判之所以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與締約方開始實質性談判之前，需要接受締約方對中國外貿體制的審議。可以說，中國面臨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資格審查，GATT締約方進行的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資格審查。
中國「復關」的體制審議階段長達5年，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體制弊病太多。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始終是朝向市場化的，但在很長一段時期，甚而到1991年，「市場經濟」的概念還被禁用，只是先後使用過「計畫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等概念。美國就曾在審議過程中直截了當地說，他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種經濟體制，一種是計畫經濟，一種是市場經濟，沒聽說過還有一種「商品經濟」，要求中方明確回答中國到底是哪一種經濟體制。
1987年2月13日，錢嘉東大使向鄧克爾遞交了《中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這個文件詳細介紹了中國的外貿政策體制，包括外貿管理、海關稅收、商品檢驗、價格、外匯管理和特區政策。向一個國際機構提供如此全面的情況並準備接受審議，由幾十個國家在那兒評頭論足，這對中國是第一次。
鄧克爾看完備忘錄非常坦率地說，他覺得寫得比較粗糙，闡述不透，難以讓人信服。他預計締約方會提出很多問題，審議工作將非常艱難。
客觀地講，並非這份備忘錄寫得粗糙，而是當時中國的體制有許多獨特的東西，有些與市場經濟相去甚遠。在一次中國工作組會議上，當中國代表介紹國內的「糧棉油三掛鉤」「三提留、五統籌」「議轉平」等等只有中國人才懂的政策語彙時，翻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把意思準確地傳達給締約方。
在從1988年2月開始的連續幾次工作組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就中國的經濟體制和外貿制度進行了4次口頭答疑，對締約方提出的數以千計的大小問題一一作答。締約方承認，「上了一堂史無前例的教學課」。
1989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國工作組第六次會議在前幾次會議答疑的基礎上，開始對中國的外貿制度是否符合關貿總協定做出評估。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的結論是：中國正在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但與關貿總協定的體制仍有較大差距。
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發生了那場眾所周知的政治風波，西方國家以此為由對華實行制裁。「復關」談判陷入僵局。
對此，鄧克爾和吉拉德對中國代表團首任團長沈覺人說：「你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用事實使談判對手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
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國內關於建立何種形式的經濟體制爭論得十分厲害。1992年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此言一出，石破天驚，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明確了方向。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開。與此同時，GATT中國工作組第十一次會議在日內瓦舉行。
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大的報告被迅速傳真到了日內瓦，「復關」談判審議階段的核心問題隨之迎刃而解。隨後，中國代表在日內瓦鄭重宣布，社會主義，意味著中國的社會制度是由共產黨領導的，除此之外，中國的市場經濟就其一般特徵來說，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市場經濟並沒有什麼區別。
會議當即作出決定，結束對中國經濟貿易體制的審議。從此，「復關」談判進程不僅重新啟動，而且步入了市場准入的實質性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