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全新的外交姿態，提出了「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三大外交方針，其主旨就是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傳統的朿縛，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三大外交方針，符合當時條件下新中國的根本利益，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礎。在堅持以上外交方針的基礎上，建國初期的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采収了靈活機動的策略。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後，即迅速揮師南下，橫掃華南地區，很快打到與香港緊鄰的深圳。如果當時中國政府用武力解決香港問題，駐港的英軍可以說不堪一擊，但一到深圳與香港交界的深圳河畔，解放軍卻戛然止步。原因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對香港問題作出了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決策——「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建國之後，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處理一直非常冷靜和策略。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早在建國之前就已作出的決策。毛澤東曾經就此對當時來中國訪問的蘇聯代表米高揚作出過解釋：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周恩來也強調，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從國內發展的角度看，主要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經濟地位，「那個地方大有可為」「我們進行社會止義建設，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1959年，針對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毛澤東指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的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好處。到建國10年之後的1960年，中國政府總結歷史經驗，進一步明確了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即對香港和澳門的未來要作長期打算，在可以預見的將束，不採取改變香港和澳門現狀的政策，同時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1963年，針對國外有人對中國港澳政策提出的責難，中國政府公開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
歷史的發展充分證明，中國政府當時對香港和澳門采収的策略方針是正確的。在建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形勢下，香港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聯繫的一個重要窗口，成為當時中國突破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
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外交形勢對中國愈來愈有利。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通過有關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的決議，確認了中國對香港主權的立場和要求，避免了香港問題的國際化，排除了其他國家介入香港問題的可能性，從而為中國政府最終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奠定了基礎。
血濃於水，在堅持正確策略方針的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關心著香港和澳門。1962年至1963年，香港發生嚴重的水荒。消息傳到中南海，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給予了充分重視，立即批示加速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設。廣東省克服重重困難，緊急調動了10萬民工，第二年即完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40多年過來，東深供水工程經過多次擴建，供水能力提髙了10倍以上，已經成為香港淡水供應的主線，被香港同胞稱為「生命水」。1962年，在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關懷下，內地又開通了3趟專供港澳鮮活商品的快車，被港澳同胞稱為「生命線」。可以說，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澳門人民的關懷，是中國最終徹底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一個感情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