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到第十個年頭，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災難。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中國歷史發展到了一個重要關頭。
1976年10月6日，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個不能輕易忘卻的日子。這一天深夜，中國的心臟北京發生了一場震驚中外的事件。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在沒發生任何流血衝突的條件下，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從而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烏雲散去，陽光明媚，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他們重新點燃了心中的理想之熾，憧憬著未來的美好生活。
當時的中共中央順應時代的要求，順應人民的意願，在全國拉開了揭批「四人幫」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奪回被他們篡奪的各項權力，堅決制止部分地區的武鬥，創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整頓生產秩序，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創造條件。這一系列工作的展開，使全國上下出現了新的氣象，為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軌打下了基礎。
當時，廣大人民群眾希望儘快為天安門事件等重大歷史冤案平反，並儘快恢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工作。但華國鋒等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沒有正確處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的難題。他們以為，既然要繼承和維護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和實踐。
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針對廣大幹部群眾關於鄧小平復出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只能批右，不能批「左」；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談。
11月24日，在毛主席紀念堂的奠基儀式上，華國鋒在講話中提出，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就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指中共九大提出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紀念日，首都群眾再次自發地湧向天安門廣場，用大字報、詩詞、標語等表達自己的意願。他們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群眾的這些行動引起了華國鋒等人的不滿。汪東興 說：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是誰說的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嘛！你們要翻案，翻誰呀？翻毛主席嗎？1月21日，在有關部門為華國鋒準備的講話稿中出現這樣一段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維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制止，不能容忍。」
緊接著，以上這段話經過理論概括和文字修飾，被寫進了兩報一刊的社論中。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社論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它的提出與實踐，嚴重妨礙了當時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妨礙了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進程，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反對和批評。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顧壓力，與之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4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中共中央，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5月24日，在同王震、鄧力群的談話中，鄧小平又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在鄧小平展開對「兩個凡是」方針批評的同時，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紛紛發表講話或撰寫文章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
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批評，為此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興起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