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86萬多人從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
在前幾次反「圍剿」中，毛澤東頂住教條主義的壓力，從實際出發，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戰術，幫助紅軍取得了勝利。但他的這一行為卻為軍事教條主義者博古、李德所不容。在紅軍長征前夕，博古、李德等人竟然決定不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的準備工作，還打算把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搞「調查研究」，直到部隊出發的最後一刻才被迫通知他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
1933年1月下旬，中共閩粵贛省委（即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接連給省委寫信，並報臨時中央，反映上杭、永定、龍岩等地區自從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後所取得的勝利和經驗，並對「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主張提出了不同意見，引起了博古等人的極大不滿。2月15日，博古等人作出《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提出「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並說這條路線是一條反共產國際的路線，與黨的進攻路線沒有絲毫的共同點，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逃跑退卻路線。同年3月，他們又開展了反對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說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在第五次反「圍剿」陷入被動時，他們還在紅軍中開展了反對所謂「軍內羅明路線」的鬥爭，開除了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的黨籍、軍籍，並判處其5年徒刑。所謂反「羅明路線」、反「江西羅明路線」等，實際上是為了全面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
廣昌戰役失敗後，博古、李德等人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建議，將毛澤東轉送到蘇聯「治病」。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堅決表示「我不去，我不離開中國」。後來，在決定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博古、李德等人又打算把毛澤東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搞「調查研究」，不讓他參加長征。
周恩來、朱德一再建議毛澤東應該參加長征，認為毛澤東是中央紅軍的創始人，具有高瞻遠矚、指揮嫻熟的傑出才能，應該在戰略轉移中發揮他的作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擔心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崇高威望，不同意毛澤東隨軍參加長征。後來，他們又擔心把毛澤東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很可能在後來的深厚根基上重新掌握權力。因此，他們最後決定，還是帶毛澤東參加長征。直到紅軍開拔的最後一刻，他們才通知毛澤東隨軍行動。
毛澤東隨軍行動雖然是博古、李德等人最後一刻才決定的，但毛澤東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天才，幫助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也正是在長征中，毛澤東鞏固了他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