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出兵朝鮮的最初動員命令，正式說應叫作「征明動員令」。因為不是想討伐朝鮮，而是讓朝鮮做為引路者，進攻明國乃至佔領，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問為了甚麼？在此征戰之際，沒有任何根據。在秀吉以前，出現了織田信長這樣一位有趣的人物，他制定了統一日本計畫。可是接著出現了一位生存能力超過了信長的男子，如果說這是個原因的話並非沒有道理。
信長當上了右大臣後，在本能寺倒下了。然而接著出現的拚命主義的男子豐臣秀吉，佔據了信長等人無法相比的關白太政大臣的地位，能夠隨心所欲地統治整個日本，而且還很健康。
人，在健康的時候總想掙扎著做些甚麼。但，並非他自己做，而是成了能夠這樣做的人，所以必定是一種前世報應。
只要還有健康方面的能量，他就會做到如有好色之心就去找女人，如有怨恨者就殺掉，如有反抗者就將其擊潰。
然而，對秀吉來說，無論哪一方面都有點不同。
他之所以這樣奮勇，不是因為特別憎恨朝鮮人或者明國人。
因為既無憎恨又無怨恨，所以才大舉進攻，這一奇怪的反語似乎能夠成立。
如果必須用道理來說明的話，大概應該說是生命之能量所具有的非常高尚的嗜好吧！
如果把這種嗜好看成是人的嗜好的話，那麼人將要成為麻煩的多種多樣的怪食者了。
愛好賽跑的人埋頭於馬拉松；喜歡遊艇的人不顧別人妨礙也要到大洋里去；登山愛好者只要有山就要攀登，且難免在山裡喪命。愛好革命的人，把那些故意殺害自己夥伴的奇怪的黨徒組織起來，以及諸位議員們想把議會會場變成國營的吵架場所等等，他們對此並非全然不懂，而是地地道道的傻瓜。
這種傻瓜般的能量發散，在秀吉的場合，除了用「戰爭」這一形式之外別無他法。
他除了戰爭之外一無所知。不！做為戰爭中的成功者這一事實，成了與失敗者的光秀走正相反的路的最大原因。
誠然，今天的人道主義的感覺，當時的人是不可能具有的。一旦涉及到戰爭帶來的侵略、戰爭帶來的和平、戰爭帶來的幸福這一問題時，那麼索性把戰爭想像為只不過是包含著為了接近自己的慾望而進行的家常便飯般的冒險的一個機會。
這樣的話，戰爭與登山，遊艇與馬拉松將成為相同的行為。或許再加上賽馬與彈子遊戲也未可知。至少對於秀吉來說，既不是出自於憎恨的討伐，也不是出自於怨恨的報復。
他首先考慮的是，壯烈的人之氣魄，不怕任何人的敢於拚命的旺盛的精力。
（連這種精力都沒有的傢伙能幹甚麼呢？）
表現旺盛精力的效果，對於這個民族來說將成為留給後代的最寶貴的遺產。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與第一個理由相比，的的確確是從現實的利害得失中產生的。
斷然實行嚴格的丈量土地，由此這位庶民關白所感覺到的實感是「日本狹窄」這一對領土不足的嘆息。另外，對通貨以及資本這類東西的機能不明白。勞動即戰爭，戰爭即勝利。並且領土也要擴大。
將領土與人口相比，這個國家是何等的狹小軟弱啊！
為了擴大領土所進行的拚命……難道這不是關係到國家百年之歡欣嗎？
織田信長只是在空想中想到的偉業，秀吉認為自己是能夠使其實現的。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出兵朝鮮便成了不可動搖的夢想。
從而，文祿元年發生的事情，從心情方面來看不是極其殘虐的侵略戰爭，而只不過是包藏著冒險之夢的無邪的浪漫主義者的行為，以及如同少年般的一心想乾的體育運動。
漸漸把關白推給了秀次而自己成了太合殿下的秀吉，痛感到日本領土之狹小，隨即便將日本土地的段別制度的變更作為實例提了出來。
秀吉時代以前，日本的耕地一反 是三百六十坪。把一坪的收穫作為一個人一天的食量，一年三百六十天，因此就把一反田規定為三百六十坪。
而秀吉，卻把一反定為三百坪，從每一反田中減少了六十坪，這就等於增加了土地總反數。用今天的話來說等於百分之二十的土地「通貨膨脹」。
身為百姓兒子的秀吉，為甚麼採取增加土地總反數這一手段呢？
這裡也可以看出秀吉性格中的另一個心裡的秘密。即秀吉非常想盡量多分一點土地給那些幫助自己的各位諸侯。
當然，耕作方式也進步了，過去一反三百六十坪的水田可產的稻穀，三百坪就完全可以收穫到。這樣，就可以多少增加一些給部下的俸祿，秀吉對部下的這種心情是不應忽視的。不用說，這也同向海外擴張的決心相聯繫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像現在這樣的話，我連酬勞有作為的家臣的領土都沒有了……」
這個，直到最後都像惡夢一樣與其終生緊密相連。像他這般爽朗，是被人喜歡的……
雖說這樣，我們也並不想過分地替秀吉辯護。也絕不能模仿那種嘴上說給職員們增加工資，而對通貨膨脹閉眼不看的愚蠢的政治家。
也有像奈良縣興福寺多聞院的英俊和尚一類的人，他對於秀吉的海外擴張的夢想，作為另一個日本之良心，記錄下了悲哀的批判。
不，也只有英俊這種擔憂才是一般庶民的心情。
英俊聽到開始動員的消息後立即說：「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果真能成功嗎？」首先就對其成功與否投下了不安的影子。他進而說道：「南蠻、高麗、大唐等，他們的高低貴賤的妨礙是非常嚴重的。」
索性站在對方一邊並寄予同情。於是在開戰後一個來月時，英俊敘述道：「高麗佔領了六郡，丈量土地、修築城池。當地的器物、女人、小孩被掠無數，其國民實在太可憐了。我十分悲傷，不勝同情之至……」
大概從那時起，國內就實施了戰時體制，加強了丈量地畝，增加年貢，以賦役為名不斷徵用人力，人心動搖非常嚴重，因此無疑是自然地將其進行比較的一種同情。這樣，單單是不基於怨恨或憎惡的戰爭本身，其罪惡就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