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動身去見克雷。我斷斷續續睡得很不好，一次次被我慶幸已經忘記的噩夢驚醒，神經繃緊在恐懼和憤怒之間。身份不明的跟蹤者現在想殺我，我的保護神達妮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我與真相之間的距離並沒有縮短。我的線索只有信件，因此克雷成了解決案件的唯一希望。這個念頭與早餐的咖啡和維生素相處得不太好，像石塊一樣沉在我的胃部深處。
我出門走向地鐵站，一邊肩膀背著小旅行包，另一邊背著手提箱兼電腦包。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有人跟蹤我。我將其歸咎於神經緊張，不去理會害得我左顧右盼的怪異感覺，就像有舌頭在舔我的後脖頸。
肯定是風，我心想。今年春天氣候多變，春天一次次嘗試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敗，今天又開了倒車，早晨還很溫暖，這會兒突然冷了下來。我經常在這種時候生病。我熬過冬天的襲擊，卻在春天的第一輪愛撫時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頭衫。一個男人從我背後走近，他很高，身穿海軍藍運動衫，戴著兜帽；他在前進的軌道上停頓片刻，然後繞過我繼續走。他拐進梅西百貨。我穿上套頭衫，走進源記燒臘，想買幾個肉包路上吃（一塊錢四個，全城最低價），出來走進地鐵站。
要我說，從皇后區乘輕軌到曼哈頓是進市區最美麗的走法，尤其是黃昏時分或者天空陰晴不定的白天。列車從地下鑽出，懸浮於屋頂之上，然後再次入地過河。高架軌道的邊緣沒有護欄和擋板，你穿梭於水塔和天線之間，低頭俯視街道。你能看得很遠，視線越過窗口充滿生機的紅磚公寓樓和渾身塗鴉的倉庫，越過軌道如蛛網的車場，一直能看見法拉盛草地公園的綠色條帶和碩大如建築物的鋼球。列車停進謝伊體育場（抱歉，親愛的編輯，現在叫花旗球場了），它平時在大型停車場和汽車墳場之間沉睡，到了比賽之夜突然生機勃勃，變成燈光巨碗。再過去，隨著我們從東方飛來，市區越來越近，對我們露出更古老也更華麗的灰色與銀色的立面：帝國大廈，克萊斯勒大廈，橋樑，碼頭，東哈萊姆一眼望不到邊的橙色公租房。
然後我們進入黑暗，在大地與河流之下行駛，再次鑽出地面時車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繚亂。時代廣場顯得那麼狂野，聲音、人群、難看的燈光突然爆發。我換一號線去佩恩車站，穿過中央大廳趕去州北的列車，頭腦還沒完全清醒。
這時候我又看見了他，那個穿運動衫的男人。我在佩恩車站和平時一樣迷路了，在二樓月台上來來回回走了好幾圈，轉身看軌道號碼時我看見了他。這次我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是儘可能快地向前走，按捺住想跑的衝動。我穿過一間雜誌鋪，沿著自動扶梯上下兩次，突然拔腿就跑，跳上我要乘的列車。直到這時我才敢回頭。他不見了。至少我沒有看到他。前提是剛才我真的看到了他。回頭再想，說老實話，我很難形容那個人，只記得他臉很白，佝僂著肩膀，穿牛仔褲。經過昨天的事情，我當然有理由神經過敏，看見不真實的東西，比如穿帽衫如鬼魂般跟蹤我的人，比如鬼魂。
我縮在座位上假裝讀報，直到列車開動，我的呼吸也沒有恢複正常，直到我們離開城區，穿梭於街區背後連綿不斷的隧道和軌道之間，就彷彿列車也想不為人知地溜走。但我沒有再看見他。我在奧西寧下車，搭計程車到監獄門口，經過現在已經很熟悉了的各種手續，走進訪客等待室，迎面撞見兩位夥伴：特蕾莎·特雷奧和卡羅爾·弗洛斯基。
「你他媽來這兒幹什麼？」弗洛斯基問候我。
「你以為呢？」我說，「來理髮。」
弗洛斯基一咧嘴，露出幾顆金牙，說：「我以為你應該已經想到了，在法律問題解決之前，這本書的寫作暫時擱置。」
「什麼法律問題？抓兇手？和你的案子有關係嗎？」
「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認為我們已經洗清了罪名。我的任務是讓當事人得到自由，他沒有殺過任何人。」
「好吧，肯定有人殺了人。另外，昨天他們也想殺我。」
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瞬間她看上去似乎真的在乎我，但立刻恢複原樣。「太不幸了。我把我的擔憂告訴過你了。你應該通知警方。」她說。
警衛出現在門口，弗洛斯基進去見克雷。特蕾莎抱歉地笑笑，但我看得出她很開心。
「她在盤算什麼？」我問，「什麼法律問題？」
「你昨晚沒看新聞？我們一整天都在法庭上。」
「對不起。我沒那個心思，因為有人朝我開槍。」
「真的？」她頓了頓，「總之，法官決定暫時停止行刑，考慮是否接受她重啟案件調查的訴請。看上去達利安有機會接受新的審判了。」
「我明白了。」我說，重重地坐下。